【摘要】培育理性平和的社會心態，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本文從“國家關懷、社會關愛、個人關注”三個層面，提出培育理性平和的社會心態的路徑。通過優化社會治理方式，實現個人、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高度信任和充分合作。了解掌握社情民意，源頭預防、“抓早抓小”，準確研判網絡輿論發展趨向。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在基層社區提供“主動給予、重點傾斜、兼顧普惠”的心理服務，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關鍵詞】社會心態 理性平和 國家關懷 社會關愛 個人關注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當今世界，全球形勢波詭云譎，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經濟活動復雜多變、文化觀念多元多樣?，F實世界充滿不確定性、變動性、威脅性和偶然性，如果個體的心態沒有完全轉換以適應社會的復雜變化，整個社會心態會出現波動。一方面，應當了解和掌握個體追求確定性、穩定性、安全感等心理需求；另一方面，需要科學理解社會飛速發展與公眾感受之間的關系。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明顯提高，人民生活質量顯著改善，人們越來越追求精神及心理層面需要的滿足。培育理性平和的社會心態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社會心態不僅是一個學術概念，而且是一個政策概念。社會心態反映出的，既有個人機體的認知功能狀況，又有社會快速發展對個體提出更高要求等問題。我們需要立足國情，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發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國家關懷、社會關愛、個人關注”三個層面入手，探索科學有效的干預路徑，培育理性平和的社會心態。

國家關懷：凝聚廣泛共識，促進社會團結

理性平和的社會心態立足于價值觀一致的社會認同基礎上。需要通過優化社會治理方式，實現個人、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高度信任和充分合作，促進社會整體的緊密團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內外出現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對促進社會合作與增進社會團結提出了新挑戰。現代性所蘊含的各種力量使得個體的本位及權利意識不斷強化，一些傳統的觀念被人淡忘，牢靠的熟人關系出現松動，舊有的家庭權威大幅削減。與此同時，新穎獨特的社會觀念常常獲得關注、受人青睞，契約式的陌生人關系成為更加廣泛的人際交往與社會活動的主要特征，平等自主的行為判斷和選擇成為更多人內化的自覺。

時代的精神氣質散發并包容著個體化的趨勢。當然，這種個體化也是為幫助個體更好采取靈活有為的行為策略，培養有效的應對能力，使其在進入和參與社會生活時能夠得心應手、從容不迫。從生存機會和個體利益角度來說，外界要求個體具備適度的靈活性和主動性，以更好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

現實生活中，個體希望并保持同他人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共識，表現出相同或相似的價值觀。需要注意的是，共識動機在針對親密或群體內他人時較為強烈，而對于陌生或疏遠他人則容易逆轉，呈現看法、態度或者意見的針鋒相對狀態。由于基于相似立場，個體在認識和理解社會事件時，與群體內部的距離感會明顯縮短。

因此，基層治理應當更好回應人們對于信息透明、程序合規、注重公平的期盼。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增強城鄉社區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實效。完善辦事公開制度，拓寬基層各類群體有序參與基層治理渠道。”應當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進一步暢通公眾的意見表達通道，耐心傾聽、積極回應群眾呼聲，拉近人民群眾與基層政府的距離。創造空間、留出時間，營造恰當適度的輿論環境，保障群眾的合法權益，細致耐心解釋政策原則底線。

各級黨委政府有足夠的行政力量、組織能力和經濟資源，可以引導社會輿論、調節社會關系，引導“個人”與“社會”相互接納，彼此緩沖，強化兩者之間的信任，以利于個人、社會與國家三者之間暢通互動渠道。當前，不少地方以市場化運行模式購買服務，引入專業社會工作組織參與公眾心理疏導和干預工作。這些社會組織依照合同規定全日制常駐街道，具體負責合同約定的年度任務，有大量機會面對面同群眾打交道，能夠較為細致地了解基層群眾的實際需求，提供形式多樣的心理服務，為政府提供切實的決策建議。此外，在社區引導下，社會志愿者組織能夠進行一些心理服務的輔助工作，完成心理知識科普宣傳和公益活動動員參與。這些志愿者組織本身來自熟人社會，能夠在人民群眾和基層治理活動之間發揮橋梁作用。

社會關愛：適應智能時代，拓展協作空間

當今社會，充滿生動氣息和創新活力，為每一個人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機會，與此同時，個體需要面對和接受的挑戰也與日俱增。較快的社會節奏從眾多維度考驗著個體的人格及心態。個體變得越來越原子化，已經不再束縛于傳統設定而規劃自己的生活定位和未來目標，逐漸演繹出多元自主選擇、動態重組調整、碎片化特征等表現。在飛速發展的社會中，人們以往習慣的穩定機制正在消失，知識技術指數級更新迭代、工作要求日益嚴格、生活角色多重轉換等，都要求個體更加敏銳地感知社會變化，更加主動有效地自我調適。

整個社會生活展現出不斷加速的生動圖景。新舊事物之間發生著高頻率的變換和替代，一些人還來不及適應現狀，就被裹挾在前進的洪流中順勢而行。現實中存在大量的不確定性，并且當某些不確定性在偶然時機爆發，成為實際的威脅之后，個體的直接感受、群體的普遍認識乃至文化的流行觀念，都有可能發生重大的轉變或顛覆。在城市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一系列發展中的難題也逐漸顯現，如環境污染、就業壓力、人口老齡化、福利保障等，這些因素客觀上導致社會心態層面出現一些心理焦慮、行為失范等問題。智能化技術提供無限空間，產生海量規模的信息互動。中國數以億計的網民每天都在生成海量的信息數據。隨著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進程不斷深入，社會風險向網絡空間匯集，會誤導社會情緒與公眾心理，網絡暴力、網絡謠言等網絡亂象，成為網絡空間治理的重要議題。我們需要正視問題、源頭預防、“抓早抓小”，及時了解掌握社情民意，研判網絡輿論態勢和焦點事件發展趨向。

做群眾工作，更多時候需要能夠引導相關當事方“坐下來”“講一講”，人民群眾感覺到說話有人聽、事情有人管、結果有盼頭，委屈、怨氣就可以“消一半”，能夠營造出調解對話的氛圍，事件的發展就不容易走向極端。利益矛盾不回避、“擺出來”“放桌面”的真誠態度，既是維護政府形象的重要方式，又是對人民負責的根本要求。從底線要求出發，努力對話而不是對抗，確保利益矛盾化解可控，而不是“點燃激化”，引導社會心態健康穩定，而不是戾氣尖銳。

“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智能社會的發展理念在全球流行，與傳統社會不同，智能社會使用現代化的智能技術探索解決各種問題。本質上，智能社會可以實現人、城市和技術三者之間的協調一致。在智能化技術的統一協調下，進行城市運行空間的重新布局和再造，通過基礎設施、大數據信息、資源配置和制度保障等多方面整合，從經濟創新、社會民生、商業模式等方面探索服務和治理的新途徑。智能社會的治理目標涉及技術、組織、政策、社區、環境、設施等多方面，以生活場景中的人為目的，以集成式的信息優勢滿足智能化治理的復雜需求。

智能社會需要契合時代特點的社會治理模式，最大限度調度、使用和優化社會資源，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過去一段時間里，粗放的管理模式已經很難適應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實踐要求。全局問題“拍腦袋”決策、利益分配“差不多”確定、棘手難題“繞道走”、群眾小事“不上眼”“放一放”等都是懶政庸政的具體表現，與建立良好黨群干群關系的根本要求背道而馳。轉變思維、改進作風，落到實處就是要求工作程序規范化、技術手段信息化、行政成本最小化和群眾滿意最大化。工作謀劃越精細、事業感情越投入、溝通互動越人性化，就越有利于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智能化、效益最大化地利用資源是社會治理的關鍵要素，既要注重政策制定、執行等環節的科學性，又要重視道德和倫理問題，如信息透明、個人隱私保護。智能社會的發展需要注重政治價值、利益訴求和道德倫理的協調平衡。在政治價值上，宣傳具有前瞻性的社會理念和未來愿景；在社會利益上，將社會資源和數據信息的效益最優化，促進社會認同和全民參與；在道德倫理上，密切關注數字技術、虛擬空間等方面的潛在威脅。

個體關注：依托社區場景，合力系統介入

人類永恒存在個體與社會的關系。無論是團結型社會還是原子化社會，都改變不了個體是社會細胞的既定事實，有所區分的只是個體在社會中角色義務、責任擔當等方面的程度差異。個體必須依賴于社會、群體或者他人才能夠生存下來，追求品質生活和幸福體驗離不開同他人的關聯。心理學研究表明，人的身心健康、積極狀態和持續幸福都是在開放從善、接納并容的群體環境中才得以實現的。隨著社會的發展，鼓勵個體獨立、個性張揚等個體意識漸漲。然而，當個體私利和欲望無邊界地突破共同體的約定時，合作的意識、責任的擔當、利益的共享極易出現裂痕。過度個體化帶來一些尷尬后果，如“精致利己主義者”“沒有擔當逃避責任的旁觀者”等頻現。再如，消費主義回潮將消費進行諸如道德、人格、情感等錯誤綁架，把物質要求當作壓倒性的決定因素。現實中“高額彩禮”等都是消費主義的變形顯現。人們能夠從合理消費活動中獲得愉悅的生存體驗，但如果被越來越多符號化消費包圍，就可能陷入物化的經濟及道德等多重心理困境。

國家的意志最終需要通過制定公共政策和貫徹執行加以實現。開展社區層面的心理服務是近些年我國基層社會公共產品服務的新形式之一。充分尊重人民的心理需要，讓社會心態治理能夠滿足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客觀需要。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是一項民生工程，應遵循“主動給予、重點傾斜、兼顧普惠”的基本原則，實現社會資源的再配置。具體表現為在社會治理框架下，政府提供基礎性的免費心理輔導和干預服務。實際工作中需要注意“緊盯重點人群、關注主動求助、留意普遍一般”的基本原則，識別影響社會心態的潛在情緒隱患點，面對工作中發現的和主動求助的兩類對象，實行“一人一議”“一戶一策”，根據情況針對特殊個體開展“提質升檔”的心理援助和干預。

心理服務同其他公共服務一樣，也可能存在“最后一公里”問題，并且最末端的實際成效往往決定了全局結果。在日常工作中，基層職能部門的工作人員有較多機會接觸存在心理問題或疾患的個體，并對這些個體的生活及環境情況有所了解，但他們客觀上不具備充分的心理專業知識技能。因此，職能部門專業力量和購買服務引入的專業社會組織，應共同作為骨干力量開展心理服務。心理服務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涉及服務對象生活經歷及個人隱私情況較多，這與其他的政府公共服務有很大的區別。一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面向公域事務較多，而心理服務天然所屬的私域色彩較重。社會工作者在給服務對象提供疏導、干預時更有優勢，能夠獲得更多基層社會涉心理類的民生信息。這些信息可能因“個人隱私”“家庭內部事務”等而隱藏在狹小的私域空間，很難應用于公共領域。但存在的隱患是，一旦某些潛伏的看似個體式的心理類問題，在極端情況下可能演變為惡性社會事件，造成不良社會影響甚至基層社會治理的被動局面。應主動面對服務對象，以有溫度的服務場域建構無縫的治理空間，以消除物理距離的方式壓縮社會距離的疏遠，主動接受和捕捉信息，從早從小及時介入，消除心理服務“最后一公里”的問題。

在實際生活中，個體的心理情緒失常往往伴隨不利的周圍處境，而不單純是個體機能意義上的器質偏差。從社區實踐的有效經驗來看，對于重點人群和主動前來求助的對象，需要各方力量細致了解情況，善于再組織和利用這些個體的社會關系，喚醒和激發圍繞他們的社會支持，聚焦化解主要矛盾，專門立冊記錄，跟蹤心理介入和干預的全過程。一方面，服務對象有多種途徑知曉自己需求得到救濟的方式，只要有主動的呼聲，在社區層面就能夠得到及時關注和回應。另一方面，受街道心理服務站指導和委派，心理社會工作者會根據從社區獲得的預警信息，專班研判、主動探訪、全程介入、回訪存檔，進行雙向的、持續的面對面式接觸、溝通、對話和干預。堅持以問題為導向的“心安事結”原則，形成良性互動循環。不僅讓服務對象，而且讓更多群眾非常直觀地感受到，社會治理宏觀環境中公共政策和服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專項“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研究”（項目編號：18VZL009）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文軍、陳雪婧：《建構以“人民性”為價值引領的不確定性風險應對機制》，《社會》，2025年第1期。

②王俊秀：《社會治理視角下社會心態的培育》，《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25年第5期。

③劉銳：《中國場景的生活治理》，《思想戰線》，2025年第2期。

④汪新建：《“社會心態”：源自當代中國實踐的原創性概念》，《光明日報》，2025年2月28日。

⑤陳雪峰：《從心理需要視角看社會心態治理》，《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4年第1期。

責編/趙橙涔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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