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長期以來，對華經濟貿易政策始終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核心關切。準確研判特朗普未來對華經濟貿易政策的方向及可能的發展軌跡，關乎我國經濟在未來四年乃至更長一段時間的走向。綜合來看，特朗普不會改變美國對華“脫鉤”的政策基調，但其單邊主義政策在沖擊中美貿易關系的同時，客觀上也為中國企業創造了新的國際發展空間。中美經濟的互補性決定了兩國間競爭和合作的長期性。我國應保持定力、處變不驚，在競爭中尋求合作；制定針對性的應對措施，有效化解外部沖擊；大力發展同歐盟、東盟、拉美和非洲等經濟體的經貿聯系，維護多邊貿易體系；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積極參與國際規則、規制、標準的制定；積極培育國內消費市場，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提高國內產業鏈的自主可控能力，為中美關系和世界經濟注入更多確定性。
【關鍵詞】特朗普 單邊主義 中美貿易 競爭合作 經貿關系
【中圖分類號】 D822/F1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5.013
【作者簡介】蔣殿春，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經濟行為與政策模擬實驗室執行主任，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為國際投資與跨國公司、金融經濟學。主要著作有《高級微觀經濟學》《現代金融理論》《跨國公司與市場結構》《中國企業海外并購與國際競爭力研究》等。
2024年11月，唐納德·特朗普正式當選美國新一任總統。其以“美國優先”口號宣示的單邊主義執政綱領，以及在上一個總統任期表現出來的商人思維邏輯和特立獨行的施政風格引發世界各國高度關注。美國新一屆政府的內外政策轉向和調整或將給世界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
長期以來，對華經濟貿易政策始終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核心關切，猶如其施政藍圖中的關鍵梁柱。特朗普在過往的政治生涯中展現了對中美經貿關系的強硬態度，如今再度當選總統，其未來的對華經貿政策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準確而深入地研判特朗普未來對華經貿政策的方向及可能的發展軌跡，評估其可能對我國經濟產生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積極探討相關應對措施，關乎我國經濟在未來四年乃至更長一段時間的走向。從更為深遠的視角審視，其也與我國乃至世界經濟的整體和長遠發展密切相關。
本文通過比較分析特朗普與拜登政府經濟政策的異同，結合特朗普在2024年總統選舉中的言論，預測其執政后可能實施的政策；基于2018年爆發中美貿易戰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發展變化及國內外環境，分析這些政策可能給我國帶來的挑戰和發展契機；并基于以上分析，探討我國應采取的應對策略。
美國未來四年經濟政策展望
美國對中國經貿政策的總基調不會改變。特朗普與拜登政府從理念到經濟政策主張均差異巨大，特朗普的再次當選將對美國的政治、經濟、外交等帶來深遠影響。
特朗普自我定位為“反建制派”，在不同場合多次激烈抨擊華盛頓的政治精英和體制，認為他們背離了普通民眾的利益。在國際領域，他奉行典型的單邊主義，強調“美國優先”，采取了一系列單邊主義的對外政策，對全球多邊秩序和國際合作體系造成了巨大沖擊，尤其是在貿易和氣候變化等領域。拜登政府則注重全球合作，重視多邊主義，強調與盟友的關系，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公共衛生危機等全球性挑戰中，致力于恢復和提升美國的國際形象和領導地位。在國內政策方面，特朗普明確主張降低企業和個人稅收，降低資本利率，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這與20世紀80年代里根和撒切爾夫人推行的供給側經濟學思想頗為相似。但特朗普追求的不是供給側經濟學設定的經濟增長這一目標，而是重振美國本土產業，重點在于提升美國制造業工人的經濟福利。與此相對，拜登政府主張通過較高的稅率來平衡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之間的關系，通過有針對性的政策減少收入不平等現象，并重視聯邦政府在基礎設施和清潔能源等方面的投資。
在對華政策上，筆者認為特朗普的重新執政不會帶來方向上的改變。與中國“脫鉤”，在貿易、投資、金融和科技方面全面遏制中國的發展，仍將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基調。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第一，美國黨派間的共識。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近年來在對華政策上已達成共識，尤其是在國家安全和經濟競爭方面。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布的首份《美利堅合眾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1]以及2018年1月美國國防部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2]均明確將中國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2022年10月拜登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也明確提出，中國是“越來越有能力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對手”。[3]可見，遏制中國的發展、對抗經濟依賴和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已成為兩黨普遍關注的議題。第二，霸權國的地位焦慮。美國政界普遍相信“修昔底德陷阱”這一國際關系中的“鐵律”，伴隨著中國在科技、經濟和軍事上的迅速發展，美國對中國的擔憂不斷加劇。[4]這種擔憂使得美國在貿易、投資、金融和科技等領域采取更為強硬的策略，且這一現狀難以在短期內改變。第三，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國在某些供應鏈上的脆弱性，因此特朗普時期和拜登時期都強調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鼓勵工業回流和多元化，以增強美國的經濟自主性。這種趨勢與特朗普政府未來的政策取向是一致的。第四，從特朗普提名的主要政府官員看，大多是對華強硬派人士，這預示美國對華政策將進一步向對抗的方向發展。如國務卿馬爾科·盧比奧、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以及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邁克·沃爾茲等，他們長期以來都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主張采取強硬措施來遏制中國的發展和影響力的提升；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雖然對華態度偏向中立，但也支持將關稅作為談判工具；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曾擔任特朗普上個任期的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的幕僚長，被認為是2018年中美貿易戰的實際操盤手。
如果觀察2017年以來美國兩屆政府的政策，我們能清晰地看到美國對華政策的連貫性。從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便視中國為最嚴峻的挑戰與競爭對手，認為中國在貿易和科技等領域威脅美國的利益，推行了一系列以貿易戰為顯著特征的“脫鉤”策略，旨在通過削弱或中斷中美在貿易、投資、金融及科技領域的交流，遏制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勢頭，減輕美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2021年拜登就任后，不僅延續了特朗普的對華“脫鉤”政策，并且進一步通過構建“小院高墻”與運用“長臂管轄”等手段，攜手盟友共同圍堵中國，企圖在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重新布局中推進“去中國化”議程。[5]
可見，盡管特朗普再次當選總統在對華政策中的某些具體政策和執行方式上會與拜登有所不同，但從整體戰略方向上看不會發生顯著的改變。
“對華貿易戰2.0”。貿易領域仍將是未來四年中美博弈的主戰場，而關稅將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武器。特朗普毫不掩飾自己對關稅的狂熱，稱關稅是詞典中“最美的詞匯”，并自詡為“關稅狂人（Tariff man）”。2018年至2019年，特朗普在其第一個總統任期內發動了對中國的貿易戰，先后實施了四輪對華高關稅清單，共涉及5500億美元中國對美出口商品。
關于第二任期內的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特朗普曾多次明確表示，將秉持“美國優先”理念，繼續推行激進的關稅政策，而中國被視為其政策實施的主要目標之一。最早的表述是美國將對世界上所有其他經濟體征收10%的進口關稅，而對中國的進口商品則征收60%的關稅稅率；其后，針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這三個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以其未能有效阻止鴉片類藥物芬太尼流入美國為由，美國將對來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進口商品關稅提升至25%，并對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額外加征10%的關稅；2024年11月，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要求金磚國家放棄“去美元化”計劃，否則將對這些國家征收高達100%的關稅，并試圖以此來維護美元霸權。誠然，以上有關關稅的言論前后并不完全一致，有些可能僅僅是特朗普為爭取美國在國際上的經濟利益而預先營造的輿論聲勢而已，但綜合來看，利用高關稅進一步遏制中國商品出口這一線索是明確的。
中美貿易是特朗普對外經濟政策中的優先考量。究其原因，不僅在于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均認為中國是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最大的威脅”，還在于對華提高關稅在美國國內和國際上均無相關政策的制度約束。在美國國內，總統發動對華第二波貿易戰有法條可依，無需經過國會討論。雖然美國總統本身無權更改針對特定國家的關稅，但依據美國《貿易法》“301條款”，總統可授權美國貿易代表對外國的貿易行為進行調查和評估，并根據調查結果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提高進口關稅、限制進口商品及其他貿易限制措施。特朗普發動第一次對華貿易戰的主要依據便是“301條款”。此外，美國的《1930年關稅法》第338條以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也允許總統在特定情況下對進口商品征收關稅，尤其是在涉及國家安全或經濟安全的情況下。在國際上，中國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根據該組織的原則中國對美出口商品理應享受其他所有成員國對美出口同樣的待遇，但目前世界貿易組織功能近乎癱瘓，而特朗普一貫對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的約束視若無物。
從當前局勢研判，美國將分階段、分批次推進對華貿易戰。一方面，一部分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短期內具有不可替代性，如鋰電池和光伏等新能源及高端電子元件和醫藥類（約占中國對美出口總額30%），提升進口關稅不僅無法削減進口規模，反而會推升美國國內通脹水平；另一方面，對于來自中國的機電和化工等商品（占中國對美出口超過50%），雖在一定程度上可轉移至其他國家進口，但龐大的供應鏈調整耗時漫長，美國將面臨國內物價大幅上漲的風險。
除了對華加征關稅，特朗普也可能促成國會取消中國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PNTR）地位，即最惠國待遇（MFN）。在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向國會遞交的2024年度報告中，便建議取消中國的PNTR地位。[6]筆者認為，PNTR可能成為特朗普政府手中的一張牌，但如何使用這張牌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永久性地將中國單列為非正常貿易國家，或者改為需要每年審核中國的PNTR資格，固然可以更廣泛地打擊中國對美出口，但這種極端行為的后果也未必是特朗普樂于見到的。一方面，在短時間內尋找規模相當的他國產品作為替代并非易事；另一方面，這一舉措也可能引發中國的反制措施。而且對于自視為“談判高手”的特朗普而言，“不留后手”也不符合其執政風格。采取“圍而不打”戰術，在保持現狀的情況下不時發出威脅，將其作為在未來與中國談判時手中的籌碼，極可能成為美國的政策選項。
特朗普曾是成功的商人，擅長針對特定國家開展雙邊談判來爭取利益，而且訴求非常明確。這點與拜登等老牌政客不同，后者往往不直接與競爭對手討價還價，而是鼓動盟友對其進行圍攻和打壓。從這個角度而言，雖然未來四年特朗普政府具體的對華貿易政策存在諸多不確定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美雙方的利益關切和談判人員的智慧，但雙方博弈中經濟利益的決定性作用可能更大一些，較少涉及意識形態和政治因素，這一點是對中國較為有利的。
重回“單邊主義”。基于“美國優先”的方針，同時自恃于美國在技術、市場規模以及軍事上的國際領先地位，特朗普上臺后大概率將領導美國重新回到“單邊主義”軌道。這不僅將嚴重沖擊基于多邊主義和國際規則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也將給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的中國產業帶來深遠的影響。
在第一個總統任期內，特朗普不僅對中國發動了貿易戰，對盟友也揮舞貿易“大棒”，挑起了一系列涉及歐盟和加拿大等國的貿易爭端。2018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對來自歐盟和加拿大等盟友的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分別征收25%和10%的高額關稅，此舉引發歐盟對美國的波本威士忌和摩托車等商品實施報復性關稅。同年，美國與日本展開貿易談判，要求日本降低對美國汽車和農產品的貿易壁壘，并威脅對日本汽車征收25%的關稅，最終迫使日本在談判中作出讓步。2017年，特朗普政府要求與韓國重新談判韓美自由貿易協定（KORUS FTA），聲稱該協定對美國不公平，后經重新談判修訂，增加了美國汽車出口配額等有利于美國的條款。最引發世人關注的是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重新修訂。特朗普政府認為該協議損害了美國工人的利益，與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展開談判，對汽車生產、乳制品市場和勞動權益等方面進行了修改，于2018年達成了新的《美墨加協定》（USMCA），取代了NAFTA。同時，特朗普政府的頻繁“退群”也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如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此外，特朗普政府削減了對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組織的財政支持。其不負責任的態度和行為遭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質疑。
在2024年總統大選過程中，特朗普的核心競選主張之一，就是要對所有外國進口商品征收10%關稅，也曾聲稱要對墨西哥和加拿大進口商品征收25%的關稅，這再次印證了其一貫的單邊主義治國思路。然而筆者認為，上述主張在短期內是很難推行的。根據美國商務部發布的數據，2023年美國的總進口額約為3.83萬億美元，貿然對所有進口商品實施至少10%的關稅，或者對墨西哥和加拿大兩大貿易伙伴實施25%的關稅，必將導致美國國內物價飛漲和過高的通貨膨脹，而這是美國經濟難以承受的。同時，對所有貿易伙伴普遍提高關稅稅率，也面臨國內國際法律問題，即便共和黨掌控了國會，如此激進的政策也未必能順利通過。特朗普在就任總統前便揮舞無差別的關稅“大棒”，一方面是向全球企業發出信號，促使其到美國投資建廠，另一方面也為后續可能開展的雙邊談判進行鋪墊，爭取對美國更有利的協定條款。
對中國而言，特朗普的單邊主義不完全是壞事。近年來，美國與其他國家發生諸多利益沖突，特朗普政府又屢屢以關稅等手段打壓對手，美國的國際形象和領導地位逐步被削弱。與拜登政府通過聯合國際盟友實施“長臂管轄”、從供應鏈和產業技術等領域阻礙我國經濟發展不同，特朗普政府更傾向于采取單邊行動，直接與中國進行正面交鋒。隨著美國轉向單邊主義，之前拜登政府以“去中國化”為目的構建的一系列國際聯盟可能出現裂縫甚至陷入癱瘓。如美國-歐盟貿易和科技委員會（TTC）、“印太經濟框架”（IPEF）、“芯片四方聯盟”（CHIP4）、美日荷“秘密協議”等，都可能崩解。這意味著，中國半導體等領域的高技術企業將獲得更大的國際發展空間。
美國的減稅政策。特朗普在2024年總統競選中多次承諾，勝選后將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減稅，吸引海外企業回歸美國，重振美國制造業，最終“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2017年12月特朗普對美國稅制進行了30年來最為重大的改革，推出《減稅和就業法案》（TCJA），除將企業所得稅從35%無限期地大幅降至21%，還暫時性地降低了個人所得稅率（2025年到期）。但是，TCJA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美國政府收入減少，美國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不斷攀升。受TCJA和新冠疫情期間政府支出擴大的影響，到2020年底特朗普政府任期臨近結束時，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從2017年底的20.5萬億美元飆升至27萬億美元。拜登就任總統后，雖有意改弦更張，但鑒于美國國會方面的掣肘，在國內政策方面并未對其作出根本性改變。2021年3月，拜登政府提出了“美國就業計劃”（American Jobs Plan），內容包括將特朗普時期21%的公司稅率提升至28%，并將增加的聯邦政府稅收用于基礎設施投資和增加就業，但該計劃在國會討論中最終未獲得通過，21%的公司稅率一直沿襲至今。
由于近年來美國政府不斷擴大開支，加上高利率又提升了政府債務利息支出（2024財年公債利息支出達到1.1萬億美元），截至2024年9月30日該財年結束，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額達到36.035萬億美元，與美國GDP之比接近140%。[7]
根據特朗普的行事風格，其再度執政后大概率會兌現其減稅承諾。屆時TCJA還將延續甚至進一步降低當前較低的個人所得稅率，而作為減稅重點的企業所得稅，也可能在21%的基礎上進一步降低。然而，在目前美國歷史上創紀錄的聯邦政府債務規模下實行減稅措施，極有可能進一步擴大政府赤字和債務。聯邦政府債務不斷上升必將導致通貨膨脹和利率攀升，引致嚴重的國內經濟風險。對此，特朗普一方面設立了由企業家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和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領導的政府效率部（DOGE），負責削減政府雇員和預算來緩和美國政府入不敷出的窘境；另一方面則計劃用提高關稅后增加的政府收入來彌補國內稅收可能的虧空。但關稅收入最終能增加多少，DOGE能在多大程度上削減聯邦政府預算，都是未知數。
特朗普的政策立場對中美貿易的影響
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面對特朗普就任后實施的對華關稅政策，中國對美出口將變得更為困難，尤其是消費品出口。目前美國進口商品中，玩具、手機及電話、家用電器、計算機等辦公設備、家具、紡織服裝鞋帽箱包等消費品的中國制造占比較高，相對而言替代性也較強，因此所受沖擊也最為顯著。鑒于目前我國資本品和中間品出口到美國的份額較小，未來受特朗普政策影響的程度相對有限。總體而言，我國對美出口規模可能會進一步下降，但降幅有限，同時，其對我國出口總規模的沖擊則會更小。這一判斷源自以下四方面原因。
第一，經過特朗普和拜登兩屆政府的貿易戰，目前美國對大多數中國制造商品的關稅水平已處于高位。2018年至2019年，特朗普先后針對中國實施了四輪“301條款”關稅清單。其中前三輪關稅清單共涉及2500億美元商品，加征25%關稅；第四輪涉及3000億美元商品，加征15%關稅。但隨著2020年1月中美雙方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該輪關稅清單規模和稅率都有縮減。四輪關稅清單延續至今，實際規模仍高達2340億美元，占中國對美出口總額的43%。[8]
四輪關稅清單對我國對美出口造成了顯著沖擊。雖然2018年出口企業在關稅實施前通過集中“搶出口”維持了10.77%的增長率，但2019年我國對美出口增長率降至-12.9%。2020年至2022年間對美出口的反彈上升，一方面得益于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簽署，另一方面也緣于新冠疫情的暴發使美國及世界其他地區對中國醫藥器械和用品的需求激增（見圖1）。此外，301關稅的排除機制也起到了顯著的作用。進口商在難以找到源自他國的合適替代品的情況下，可以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提出一定時限內的關稅排除申請。據測算，2018年來中國出口商品涉及排除清單共50輪，規模最高達1183億，排除比例最高達46.2%。[9]
拜登就任總統后，不僅維持了特朗普時期對中國商品征收的高額關稅，還于2024年9月27日起將中國制造的電動汽車的關稅稅率上調至100%，太陽能電池關稅稅率上調至50%，電動汽車電池、關鍵礦產、鋼鐵、鋁、口罩和岸邊集裝箱起重機的關稅稅率上調至25%。2024年12月11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進一步宣布，將從中國進口的太陽能晶圓和多晶硅的關稅由25%提高至50%；而用于制造電子產品和半導體的某些鎢制品，將被征收25%的新關稅，于2025年1月1日生效。目前超過半數的中國出口商品已經承受了7.5%至100%不等的關稅率，加權平均關稅率接近20%，特朗普在此基礎上再加稅的邊際效應已經較為有限。
第二，中美貿易戰已延續了六年多，其間中國企業實施了有效的出口目的地多元化戰略，對美國市場的出口依賴已顯著降低，出口韌性明顯增強。2018至2023年，中國對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的出口份額都有較大下滑，其中對美國出口總額雖從4798億美元增加至5020億美元，但其占中國總出口比重由19.18%下跌至14.79%，同期出口歐盟的比重由16.45%下滑至14.73%。與此相對，中國對東盟國家及新興市場國家的出口增速較快，對東盟國家的出口份額從12.86%上升至15.69%，東盟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見圖2）。此外，2023年，中國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出口同比增長33.4%，同時對拉美和非洲等新興市場的出口也加速增長。中國與新興市場國家的貿易合作不斷深化，出口市場的多元化格局日益凸顯，降低了我國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市場依賴，增強了我國出口貿易的穩定性和抗風險能力。
雖然中國對美國的直接出口可能因關稅壁壘受阻，但近幾年中國經第三國轉口美國的貿易十分活躍。隨著美國實施“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供應鏈策略，許多中國制造商通過在墨西哥等鄰近國家設立工廠或與當地企業合作，將產品重新包裝或進行簡單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國。由圖3可知，近年來美國自墨西哥進口份額的提升，與墨西哥、加拿大自中國進口份額的提升呈現同步性；同時，東南亞國家（如越南和泰國）也成為中國出口的替代路線。2018年至2023年，中國對越南和泰國的出口平均增速分別達到12.77%和12.98%，而越南和泰國同期對美出口年增速分別為15.46%和8.34%，其中相當一部分可溯源至中國企業的貢獻。Freund等基于2017年至2022年美國進口數據的研究表明，盡管中美雙邊貿易的脫鉤是真實存在的，但兩國供應鏈仍緊密相連。[10]此外，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的相關研究也指出，美國進口商品對中國仍然具有高度依賴性，因此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只是由直接聯系轉為間接聯系。[11]此外，在戰略產業中，那些試圖或能夠在供應鏈上取代中國的國家，往往不但與中國的供應鏈深度關聯，而且從中國的進口額呈現快速增長態勢。換句話說，要在出口方面取代中國，深度融入中國供應鏈體系是繞不開的前提。當前，國際貿易仍在蓬勃發展，去全球化和產業回流現象尚不顯著，中美之間徹底的“脫鉤”難以實現。
第四，經過多年的技術積累，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已有顯著提升，具備了更強的抵抗外來沖擊的能力。出口方式方面，一般貿易出口相對于加工貿易出口占比提升；產品結構方面，資本品、中間品的出口比重上升，消費品出口比重下降。2023年，我國一般貿易出口占比從54.3%提升至64.6%，出口中間品占比升至47.3%；對日本、墨西哥出口汽車零配件類，對美國、德國出口鋰電池類，對越南、印度尼西亞出口平板顯示模組類中間品等，都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2024年上半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占比提升至58.9%，其中汽車、船舶等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分別增長22.2%、91.1%，集成電路出口增長25.6%。[12]以上數據表明，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逐漸從加工制造環節向更高附加值的中間產品供應環節邁進，我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出口韌性顯著增強。
中國從美國的進口。美國率先挑起貿易戰，必然引起中國的反制，這意味著我國從美國的進口規模也將出現萎縮。隨著美國輪番對中國出口商品提高關稅，我國對美國的進口關稅水平也相應提升，從2018年7月前的平均8%逐步抬升。受此影響，過去六年間我國自美國的進口總額基本上與對美國出口總額同步起落，但波動幅度更為顯著（見圖1）。這種同步性反映了我國對美國貿易戰的同等反制成效，與此同時，自美進口的較大波動，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對美國農產品等的依賴度較低，有較為便利的他國產品替代渠道，另一方面也與美國對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限制有關。
近年來，美國多次出臺關鍵技術及中間品投入的對華出口限制。2018年4月，美國商務部宣布對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如半導體、航空航天、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等），特別是可能被用于軍事的技術實施出口限制；2018年至2019年，美國以國家安全等為由，陸續將中興通訊、華為等科技公司列入實體清單，禁止其從美國公司獲取技術和設備。拜登就任總統后加大了對我國“科技圍堵”的力度，一方面，將限制范圍從半導體芯片和制造設備等泛化到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生物技術等高科技行業，另一方面，則不斷擴大列入出口管制的中國企業數量。受這些政策影響，自2018年以來，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半導體設備和高科技產品總額下降了30%～40%。2021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的集成電路（含芯片）總值為1000億美元左右，占中國集成電路消費總量的36%；到2022年，這一數值下降到700億美元左右，降幅達30%；2023年以來，美國對中國高端圖形處理器（GPU）等高科技產品實施極為嚴格的出口管制，尤其是英偉達（NVIDIA）的A100芯片和H100芯片對華供應幾乎停滯。受出口管制措施加碼影響，中國自美國的進口額持續下降，且主要集中在低端芯片及成熟制程（如28nm以上技術節點），高端芯片進口嚴重受限。[13]設備方面，與芯片相關的制造設備（如光刻機、刻蝕機、涂布機以及測試設備）受到的影響最為顯著。2022年，美國對華出口芯片制造設備總額約170億美元，同比下降近40%。[14]
特朗普在2024年大選中較少談論科技政策，不過觀其之前的執政行為，針對中國企業的技術限制主要集中在國家安全和知識產權方面。預計特朗普政府將繼續保持相關領域對中國的技術限制，并可能進一步聚焦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技術領域，打擊對象的范圍也可能會有所收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過去幾年對中國企業越來越嚴厲的技術限制使得美國錯失了巨大的中國市場，美國科技企業本應獲得的收益大幅減少；另一方面在于嚴格的出口限制客觀上使中國企業加快了在相關領域自主研發實現國產替代的步伐，而這兩方面都是特朗普不愿見到的結果。特朗普政府有可能通過談判，適當松動對華技術出口限制，來換取其他利益，如促使中方相應地取消鎵、鍺、銻和石墨等相關兩用物項對美國的出口禁令，或購買更多美國農產品和石油等初級產品。如果能夠出現這樣的交換，我國對美國產品（服務）的進口規模會有所提升，這不失為一種雙方都樂于接受的格局。
當然，特朗普政府的對華科技政策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而且其特定的政策也取決于中方的具體應對措施，因此也不排除美國對華出口的其他演變路徑。
中國的應對策略
當前全球供應鏈正處于重構過程中，在此背景下面對中美貿易的不確定性，我國宜保持定力、處變不驚，在充分做好全盤籌劃前提下，加強對話溝通和交流交往，為中美關系發展注入更多確定性。
第一，中美經濟的互補性決定了兩國間競爭和合作的長期性，中國要在競爭中尋求合作。在全球產業鏈重構背景下，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做到產業鏈的“全覆蓋”，美國做不到，中國也做不到。對外貿易不僅是我國開放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鍵樞紐，也是我國參與全球產業分工、連接國內和全球供應鏈的重要橋梁，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15]當前，美國仍然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這不僅體現在對美進出口在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中的比重，還在于我國與美國這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之間的互補性。這種互補性，決定了兩國間的競爭和合作將是長期性的，不會因意識形態分歧和地緣政治的影響而消失，兩國完全“脫鉤”既不符合經濟規律，也違背兩國的利益，只能是美國部分政客的幻想。
美國是全球創新能力最強的國家，擁有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等眾多世界頂尖的大學和科研機構，擁有硅谷、波士頓、西雅圖和紐約等風險投資和初創企業云集的產業創新中心，在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航空航天技術、金融科技和智能制造等產業領域均擁有世界級的大型跨國公司，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不僅制造業規模龐大，涵蓋了從基礎原材料到高端電子產品的各個領域，而且其強大的產業基礎能夠滿足全球產品需求，包括消費品、機械設備和電子產品等；此外，中國具備完善和高效的國內供應鏈，以及發達的鐵路、公路和海運網絡，加之勞動力素質較高、工資水平較低，因而能以較低的成本快速響應全球范圍內的市場需求。產業技術方面，中國在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5G通信技術等前沿科技領域發展迅速，涌現出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此外，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口和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強大優勢，為科技創新提供了豐富的應用場景和巨大的市場需求。新技術、新產品能夠在中國得到快速應用和推廣，從而加速科技成果向生產力的轉化，最大化新技術和新產品的市場價值。
中美經濟既有差異性也有相似性，存在很強的互補性，這決定了兩國間的競爭絕不是零和博弈，即便雙方在科技和貿易等領域有激烈的競爭和利益沖突，也仍存在諸多合作共贏的機會，且合作潛力巨大。鑒于當前中美之間缺乏互信，加之特朗普過渡團隊的“鷹派”特征，雙方在若干方面的合作還面臨分歧。對此，中國要有合作的愿望、協調的行動，保持與美國各層面的接觸以增強互信。應積極推動雙邊高層對話，建立常態化、多層次的經貿對話渠道，通過接觸和交流增進互信、管控分歧。同時，必須建立雙方談判和溝通的成果落實機制。僅有談判沒有解決方案，或有了解決方案卻不落實，不僅會使問題停留在原點，還會錯失未來進一步交流和接觸的機會。只有切實兌現談判達成的承諾，才可能逐步恢復和增強互信，不斷夯實未來廣泛合作的基礎。
至于強化合作的方向，可嘗試在雙方互補性較強的領域逐步推進。特朗普政府的施政重點在于貿易，對于高新技術等領域的限制較之拜登政府相對緩和。前文提到特朗普政府雖然對中國也實行高新技術的出口限制，但所涉領域和范圍都相對有限。有鑒于此，中國可嘗試在美國放松技術出口限制的條件下，增加對美國部分初級產品的進口，以降低我國對美貿易順差，進一步緩和雙方的利益沖突。
第二，針對美國高關稅等政策對我國對外經貿發展的影響，制定針對性的應對措施，有效化解外部沖擊。一方面，中國希望尋求更多的雙邊合作，以避免中美經貿關系進一步激化；另一方面，中方應堅定維護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決反對美方對中國實施的非法無理打壓，并堅決予以回擊。只有不懼對抗和敢于對抗，才有更多機會迫使對方回到談判桌上，以雙方協商的方式解決沖突。
與2018年特朗普挑起中美貿易戰時相比，中國經濟實力空前躍升，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中國進口來源和出口目的地更趨多樣，對美出口的依賴度顯著降低；數字經濟和綠色能源等新興產業發展迅速，在無人機、工業機器人、智能制造、光伏技術、新能源汽車電池和整車制造等領域的產能和技術已處于世界先進水平；在美國對華產業技術實施重點打擊的半導體和人工智能等領域，中國通過自主創新實現進口替代方面的進展也是一日千里。此外，中國不僅是鎵、鍺、銻等半導體關鍵金屬原材料的主要生產國，同時也擁有全球最為豐富的稀土資源。這些都為中國應對經貿摩擦提供了堅實的底氣。
第三，大力發展我國同歐盟、東盟、拉美和非洲等經濟體的經貿聯系，共同應對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維護多邊貿易體系。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打著“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旗號，頒布實施了一系列極具爭議的政策，其極端的單邊主義政策毫不顧及他國利益，引發了美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沖突，包括與歐盟、日本、韓國和加拿大等美國盟友間的紛爭。以歐盟為例，特朗普的再次當選不僅預示著美國與歐盟在對待烏克蘭危機和巴以沖突等地緣政治沖突的立場和政策上可能出現極大分歧，特朗普的經貿政策也令歐盟各成員國“焦慮不安”。美國可能會繼續施壓歐洲，使其在經濟、安全等領域作出讓步，而這可能會加劇雙方之間的摩擦，尤其是在貿易和防務開支等敏感議題上。[16]
從自身利益出發，這些經濟體存在與其他大國加強聯系以抵御壓力和降低風險的動機，而中國與這些經濟體間也存在緊密的經貿聯系和進一步合作的巨大空間。
一是與歐盟的合作。中國不僅與歐盟在清潔能源、綠色金融、電動汽車等綠色發展領域的合作前景廣闊，在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航天航空及高端裝備制造等領域，也存在巨大的潛在合作機會。2024年11月，中歐美全球倡議（C.E.A. Global Initiative）發起人高大偉（David Gosset）撰文表示，“歐盟必須重新評估美國的對歐戰略，以維護其自主權和全球影響力。與此同時，中歐關系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歐洲應加強同中國在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合作，為潛在的美國孤立主義提供制衡，促進一個更穩定的國際環境。加強中歐關系可為構建符合各國利益的全球多邊秩序奠定基礎”。[17]
二是與東盟的合作。東盟是近年來全球經濟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也是同中國的經貿往來最為密切的經濟體，目前與中國互為最大的貿易伙伴。近年來，中國與東盟的雙邊貿易規模快速增長，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等國家也成為中國企業出海布局的熱土。《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實施及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升級談判實質性結束，將為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提供更廣闊的空間，進一步促進中國與東盟產業鏈供應鏈的融合發展。[18]
三是與拉美的合作。中國是巴西、智利、秘魯等拉美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2023年，中拉貨物貿易額達到4890億美元。墨西哥是近年來中國企業繞道出口美國的重要國家。根據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報道，2023年中國到墨西哥的集裝箱貿易量同比增長33%，2024年1月至8月又比上年同期增長了22%。2023年，中國新增對墨西哥直接投資1.51億美元，直接投資存量24.52億美元，同比增長45%。過去三年已有至少30家中國企業入駐墨西哥蒙特雷地區，包括比亞迪和奇瑞在內的9家中國汽車公司已經在墨西哥開展業務。隨著中國和秘魯共建“一帶一路”合作項目錢凱港于2024年11月開港，中國與拉美國家間的貨物貿易必將駛入快車道。
四是與非洲的合作。中國的制造業優勢與非洲自然資源優勢有極強的互補性，這為雙邊經貿關系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中國已連續15年穩居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地位，是非洲最主要的外資來源國之一，同時也是推進“南南合作”、對非援助的積極踐行者。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期間，中方又同30個非洲國家建立或提升了戰略伙伴關系，實現了中國與非洲所有53個建交國戰略伙伴關系“全覆蓋”，推動了雙方關系的又一次整體躍升。近年來，中國以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為代表的“新三樣”對非出口實現較快增長，有力地支持了非洲綠色轉型發展，預計將成為中非貿易新的增長點；同時，非洲擁有豐富的鋰礦、鈷礦等礦產資源，未來雙方圍繞綠色發展進一步深化貿易和產業合作的前景廣闊。[19]
第四，強化與國際機構和多邊經濟平臺的合作，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積極參與國際規則、規制、標準的制定。面對特朗普就任后重啟“退群”計劃，中國應當進一步加強與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機構等的合作，充分發揮我國在相關多邊或區域組織中的作用，如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二十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等。積極對標《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相關條款要求，加快建立完善與國際高標準貿易和投資通行規則相互銜接的市場規則制度體系，推進我國加入CPTPP和DEPA。同時，積極參與國際規則、規制和標準的制定，尤其是加快在新業態、新領域開展規則標準制定，推動中國規則、標準等“走出去”，為全球治理提供制度性公共產品。[20]
第五，積極培育國內消費市場，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提高國內產業鏈的自主可控能力。構建新發展格局，國內大循環是主體，只有國內大循環通暢了，我國市場規模和生產體系優勢才能轉化為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有效降低我國參與國際循環的風險。自特朗普2018年首次發動中美貿易戰以來，面對美國多輪關稅打擊、技術封鎖以及新冠疫情的沖擊，我國經貿運行展現出強勁發展韌性，超大規模的市場是最為重要的保障。有了這個保障，企業才有底氣和動力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從而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形成新的增長點和增長極。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特朗普再度當選美國總統，其經濟政策或再次擾動世界經濟格局。特朗普政府的高關稅貿易保護政策有違國際經濟規律，其經濟單邊主義是對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的破壞，既損害美國國際信譽、削弱其自身實力，也給世界和平與發展帶來更多不確定和不穩定因素。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需堅定維護多邊體系，堅持合作共贏，在關鍵領域加強數據收集和政策制定，以應對可能的風險和挑戰，確保自身經濟安全。面對未來更多的不確定性，時間終將會站在經濟規律和國際公平正義一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數字型跨國公司的理論和政策研究”和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專項基金項目“中美脫鉤與中國產業技術發展”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2JJD790039、H0122706）
注釋
[1]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2]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22 Jan 2018, https://www.hsdl.org/c/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
[3]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17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4]韋宗友：《地位焦慮與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國際觀察》，2022年第3期。
[5]拜登政府高級官員在公開場合一直強調不尋求與中國“脫鉤”，而是要降低中美關系的風險。但事實上，拜登政府不僅沒有消除特朗普政府的不良影響，還進一步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脫鉤斷鏈”，并利用“長臂管轄”對中國企業進行制裁。參見張哲：《從“脫鉤”到“去風險”：美國對華經貿與科技政策的變遷》，《當代美國評論》，2024年第3期；陳文玲：《世界地緣格局重塑與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性特征》，《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4年第20期。
[6]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24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https://www.uscc.gov/annual-report/2024-annual-report-congress.
[7]《巨額財政赤字導致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創新高》，2024年11月25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41125/21f0db4c460943aea86fc82bd7c77856/c.html。
[8][9]屠強、趙偉：《出口抵御關稅的“三支箭”》，《申萬宏源宏觀研究報告》，2024年7月16日，https://finance.sina.com.cn/money/bond/2024-07-17/doc-incemcmc7357793.shtml。
[10]C. Freund et al., "Is US Trade Policy Reshaping Global Supply Chai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4, 152.
[11]國際貨幣研究所：《觀點：特朗普新政、中美貿易與全球供應鏈重組》，2024年12月4日，http://www.imi.ruc.edu.cn/IMIsd/373370d1a62348eba67703307b4f82b1.htm。
[12]《商務部發布上半年消費和外貿“成績單”，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效應逐步顯現》，《北京日報》，2024年8月3日，第3版。
[13]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S.-China Trade Relations," 28 March 2024,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1284/20.
[14]B. Harithas and A. Schumacher, "Where the Chips Fall: U.S. Export Controls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from 2022 to 2024,"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ere-chips-fall-us-export-controls-under-biden-administration-2022-2024.
[15]《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人民日報》，2024年7月22日，第1版。
[16]《學者圓桌 | 從拜登到特朗普，歐美關系何去何從？》，2024年12月13日，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829242.html。
[17]《法國學者：未來四年，特朗普可能把歐洲“推”向中國》，2024年11月27日，https://www.ceaglobalinitiative.com/articles/293?vid=8。
[18]RCEP產業合作委員會：《中國-東盟經貿合作報告》，2024年7月8日。
[19]《專訪商務部研究院西亞非洲研究所所長毛小菁：中國的發展經驗和技術對非洲國家很有吸引力》，2024年12月25日，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41225/d8e1ae5b5a93bbf3e82eac3b49f2ff3e.html。
[20]趙福軍：《如何理解制度型開放？》，《中國經濟時報》，2024年3月21日，A02版。
The US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Prospect of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Jiang Dianchun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US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y toward China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concern of Donald Trump's foreign policy. To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and possibl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Trump's future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y toward China is relevant to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four years and even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On the whole, Trump will not change his policy of the US "decoupling" from China, but his unilateral policy, while impacting China-US trade relations, also objectively creates new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pac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determines the long-term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hina should remain focused and stay calm, and seek cooperation through competition; formulate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to effectively resolve external shocks; vigorously develop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with the EU, ASEAN,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n economies, and safeguard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lign with high-standar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and actively foster domestic consumption market,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enhance the independent and controllable capabilities of the domestic industrial chain, and inject more certainty into China-US relations and the world economy.
Keywords: Donald Trump, unilateralism, Sino-US trad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