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國際社會矛盾論具有了更大的現實解釋力。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矛盾論承認國際社會矛盾的普遍性，認為矛盾轉化為沖突需具備特定條件，且矛盾兼具客觀性和主觀性，其研究方法包含矛盾分析法、階級分析法、世界體系研究法、國際政治社會學方法以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等多種方法。全球化概念在國際社會矛盾論中占據重要地位。一方面，全球化、全球化問題及其治理是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議題；另一方面，國際社會矛盾論以研究全球化引發的矛盾和問題為出發點，全球化的多維發展及其矛盾運動推動著國際社會矛盾論的創新發展。習近平外交思想蘊含著豐富的辯證思維和哲學智慧，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成為國際社會基本矛盾之一的當下，中國應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關鍵詞】國際社會矛盾 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 習近平外交思想 全球化 全球治理
【中圖分類號】 D80/A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8.001
【作者簡介】郭樹勇，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二級教授、博導，上海高校智庫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院首席專家。研究方向為國際關系理論、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區域國別研究理論。主要著作有《大國成長的邏輯：近代以來西方大國成功崛起的國際政治社會學分析》《從國際主義到新國際主義：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發展研究》《文化國際主義：新型國際治理的邏輯》《中國軟實力戰略》《從文化天下主義到文化國際主義——中國古代國際關系理論概念嬗變及當代轉化》等。
導論：從中美關系是沖突抑或合作的爭論看全球化的矛盾性
“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當前世界時局的重大判斷。這對學術界研究國際政治與世界歷史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也由此展開了探討與調整。其中，有關當前國際關系，尤其是中美關系究竟是以沖突為主，還是以合作為主的爭論，成為備受矚目的重要學術議題。近年來，這一爭論熱度持續攀升，進而引發了關于中美關系背后的全球化問題的深入討論，并不可避免地關涉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矛盾論的認識及其發展的哲學思考。
中美關系究竟是以合作為主還是以沖突為主。支持“沖突論”的學者認為，地緣政治回潮是大勢，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已經對我國實施了新冷戰戰略。盡管這一戰略未取得預期成效，但其對我國制裁的力度卻未見絲毫減弱，甚至在全球范圍內一定程度上掀起了新一輪國際關系陣營化的趨勢。面對極其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中國有必要做好準備以應對國際上的“風吹浪打”甚至“驚濤駭浪”，因此，中美關系以沖突為主線，是十分明顯的。
而支持“合作論”的學者則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形成的世界秩序在根本上并未發生變化，美國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反對霸權主義仍然是國際社會的主旋律，走和平發展道路而不是戰爭與危機道路，不僅是中國的既定戰略方針，也是絕大多數國家的政策取向。中國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高度和全局視野出發，以“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三大全球倡議等國際公共產品，推動了極具價值的國際合作實踐。中美關系不是沖突的關系，而是競爭與合作同時存在的競合關系，這是中美兩國領導人都認可的。因此，當前的國際關系尤其是中美關系，仍然應當以合作為主要方面，或者是以合作為出發點的關系，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反擊美國推行的“新冷戰”戰略，推動各國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上述兩種觀點都具有一定影響力，且在理論層面與現實維度均有大量依據支撐，但若想作出綜合的理論辨析，則必須將二者結合起來。筆者認為，二者共同構成了當前國際政治和中國外交的一體兩面，而如要用一個比較綜合的理論視角對上述兩種觀點進行調和，那么國際社會矛盾論或許可以扮演這一角色。學術界對待中美關系是走向沖突還是合作的爭論，正如過去幾十年來對待全球化的分歧一樣，呈現顯著的矛盾性。
關于全球化的矛盾觀念。全球化是國際社會的根本問題之一。從本初的意義上講，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正是這個充滿著交換活力的力量，把世界各地的奴隸社會、封建主義社會沖擊得七零八落，最終形成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把全球各地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聯系在一起，并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推動了世界經濟的持續增長，也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社會進步。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論斷——“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1]，已經富有遠見地闡明了全球化的作用。與此同時，馬克思、恩格斯對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罪惡也洞若觀火，作出了深刻、持續的批判，并指出只有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才能根除這些罪惡，建設一個所有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顯然，全球化呈現為一個矛盾統一體，它反映了人類社會在某一個歷史階段對于自身發展的矛盾認識，其本身即為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在某一領域的對立統一體。
十月革命之后，共產黨人對全球化矛盾有了新的認識。從消極的角度看，經濟全球化發展出壟斷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從而導致更多的資本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民族和國家的壓迫和剝削，帶來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與斗爭；從積極的角度看，經濟全球化推動了世界生產力的發展，也通過其矛盾運動培育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意識和力量及組織形式，開辟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
雖然全球化被視為對立統一的矛盾體，但是在現實政治的影響下，人們常以實用主義視角對這一矛盾體進行判斷。在兩極體系僵硬對峙的年代，全球化也被高度地政治化了。有一段時期，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被片面解讀為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政治體制，或者為了糾正全球化弊端的錯誤而構建的國家制度。這種觀念運動的一個極端表現，就是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簡單等同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矛盾，甚至把是否反對全球化視作社會主義外交政策的重要標志之一，進而提出了資本主義市場和社會主義市場的“兩個平行市場”理論。[2]鄧小平同志在繼承和發展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與和平共處等理論基礎上，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適當區分，將融入全球化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戰略選擇，從對立統一的高度將全球化與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作了辯證的結合，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將全球化擺在了國際政治的恰當位置。習近平總書記倡導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將全球化與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文明交流互鑒等結合在一起，為全球化注入新的活力，有力地推進了世界秩序變革的矛盾運動。
以國際社會矛盾論解讀中美關系與全球化。在資本主義國家，全球化同樣面臨著截然不同的境遇。全球化曾經長時間被視為自由貿易的同義詞，“自由民主”的保護神，“世界進步的服務生”。如今，全球化已然走下西方社會的神壇，成了一個具有復雜含義的詞語。人們以多重視角對其展開探討，反全球化組織不斷涌現，反全球化言論甚囂塵上，后現代主義者、民粹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孤立主義者以及投身綠色環境運動的群體等，幾乎都站在了全球化話語的對立面。特朗普再度執政后，推行了一條反全球化和反全球治理的外交路線，而中國外交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引，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兩條外交路線，基本上代表了當今國際社會的兩種國際治理思路，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社會主義大國在當前歷史階段對全球化問題秉持的態度。這種在國際治理與外交路線上呈現的矛盾，無疑構成了當前國際社會的基本矛盾之一，但它還不是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因為除此之外，大國之間在諸如和平與發展、環境治理、文化多樣性等領域也存在復雜關系。即便在自由貿易問題上，各大國以及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世界貿易組織等經濟協調機制也在進行著多種形式的協調和合作。在這個充滿風險和不確定的時代，全球化如同中美關系一樣，深陷充滿不確定的矛盾對立與矛盾轉化之中。正所謂，合作與沖突相互轉化，挑戰與機遇同時存在。
總之，中美關系是以合作為主還是以沖突為主的觀念之爭，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在對待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問題上的制度分歧，從根本上反映了人類在對待國家自主發展與國際合作等矛盾運動認知上的差異。對此，有必要從國際社會矛盾論的視角審視中美關系、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等問題，以便對國際事態發展作出更為辯證、周全的思考，并制定相應對策。本文結合當前實際，梳理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矛盾論的演變歷程，分析全球化在國際社會矛盾論中的作用，闡釋習近平外交思想蘊含的矛盾論觀點，以期為學界的進一步討論拋磚引玉。
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矛盾論的基本內涵
翻閱20世紀70、80年代的國際關系理論文獻，經常會看到大量關于國際社會幾類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的分析。長期以來，運用矛盾分析洞察國際政治，以判定所處時代特征、明確外交任務，已然成為中國外交的政治傳統。受此政治話語的影響，國際關系理論界也將矛盾分析法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重要理論。盡管我國基于改革開放的時代需求吸納了一些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概念和方法，但矛盾分析法始終是我們黨和國內學者獨立自主地開展國際問題研究的一大法寶。
國際社會矛盾論探討的是國際社會中存在的矛盾，因此，有必要先理解什么是國際社會。國際社會是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指遵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建立起來的各種國際關系理論的總和。從歷史形態上講，它涵蓋了以馬克思、恩格斯相關理論為代表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系思想，以列寧、斯大林相關理論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國際關系思想，中國共產黨在外交實踐中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國際關系思想，以及其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際關系思想。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矛盾論誕生于資本主義步入晚期、向帝國主義過渡的時代，并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變化而不斷演變，因此，它有一個持續演化的過程，其理論基礎也經歷了不斷豐富完善的過程。
國際社會概念在國際關系理論中的作用。國際社會是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首屆國際關系理論討論會上，學者們就建議將國際社會等概念作為國際關系學的宏觀研究對象，指出要認真研究“國際社會的運轉、摩擦、協調”，這主要是因為“現代國家活動、國際關系已進入了組織化、集團化、社會化階段”，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突出國際社會，是為了突出占世界大多數的中小國家，主張和平與發展的國家的地位和作用”。“如果離開國際社會，離開整體，我們用對大國的‘五項指標’去套某個小國家，能得出什么樣的結論呢？”[3]由于中國使用和重視國際社會這個概念，因此有必要對國際社會的概念作出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特征的解讀。
國際社會是一種客觀存在的與國際政治發展密切相關的社會形態。盡管我們有時也把人類社會的集合體統稱為國際社會，比如把古代埃及、古代希臘和古代羅馬視為經典的國際社會范例，但其充其量只是比較分散的區域性國際社會，[4]由于這些古代國際社會的基本單位——國家，尚未真正擁有完整主權，無法充分發揮對外交往功能，因此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古代的國際社會不能被視作真正的國際社會。國際社會是近代以來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和商業交換在國際領域的政治體現和社會體現。國家是國際社會的基本單元，而國際組織和其他國際關系行為體都是國際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均是服務于全球化帶來的國家間合作、國家間競爭和國際間協調的需要而產生的。國際社會一旦形成，就成為了既與國內社會和國內政治相聯系，又難以被單一國內政治力量完全掌控的獨立的國際存在，產生了與國內社會和國際政治不同的運行邏輯。其顯著特征在于，國際上不存在類似中央政府的“世界政府”，這使得國際法的約束力相對有限，國際社會的組織與協調更多依賴于有能力提供國際公共品的大國，以及權威性的國際組織。正如在國內社會生活中，社會由政治（國家）孕育而生，國際社會也催生了國際政治。但是，兩者的邏輯是不一樣的。就前者而言，社會是強大的，能夠在諸多領域制約國家機器；而在國際上，國際社會的力量相對弱小，國際政治力量（突出地表現為大國關系）常常凌駕于國際社會的訴求之上。例如，美國等大國多次無視聯合國決議，在中東和拉美等地區進行政治干預和挑起軍事沖突。這種現象的根源在于，國際社會中的國際權威不夠集中，國際意志的執行力不夠強大，國際治理的邏輯還沒有完全壓倒權力政治的邏輯。
兩種不同的國際社會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國際社會理論有所不同，西方國家的國際關系學界研究國際社會主要側重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側重研究國家之間形成的國際價值體系、觀念體系、法律體系等上層建筑，以及與之相關的國家間社會互動關系。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理論則強調世界生產力對于包括國際社會在內的上層建筑的奠基作用，強調全球化的發展、轉型以及全球性問題的解決對于國際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強大牽引作用。二是強調文化與文明之間的關系對于政治共同體的無形制約作用以及決定性作用。部分觀點甚至指出，國際社會中有著共同價值、共同規范的成員，如果能在安全問題方面解決安全困境的問題，并且在經濟上實現一體化，就會進入一個高級的國際社會階段，即國際共同體階段。在經濟相互依賴的趨勢下，國際政治日益呈現受文化或文明因素制約的特征，文明間的沖突或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際政治的未來。與之不同，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理論始終認為，經濟全球化而非文化全球化中出現的矛盾與問題，才是導致國際社會失衡的主要因素。只有在經濟全球化與國際體系演變出現嚴重不協調時，文化體系才會展現出更強的自主性與影響力。三是突出國際身份認同或國際角色認同對于高度社會化國家對外行為的規定作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認為，在國際政治格局既定的條件下，國家的國際身份決定了其對外行為。超級大國的國際身份決定了美國（過去還有蘇聯）在國際社會扮演著“世界警察”的角色，這種角色定位使其既承擔著推動國際問題解決的責任，也增加了其對他國內政和某些區域內部的事務橫加干涉的可能性。與之不同，基于發展中大國的基本定位，中國始終在國際舞臺上積極為第三世界國家發聲，致力于維護國際公平正義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理論認為，既然國家是國際社會的基本成員，就要擔負與之責任相稱的社會角色或社會身份。國際身份是由國家在世界勞動分工體系、國際政治體系和國際文化體系中的地位與功能等因素共同決定的國際社會身份，其形成之后又會對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及其行為模式產生制約或促進的作用。
國際社會矛盾論的基本內涵。所謂國際社會矛盾論，即從國際社會矛盾分析的視角研究全球治理理論的起源及其規律。在當前的理論探索中，國際社會矛盾論衍生出一系列重要理論學說，涵蓋國際社會主要矛盾論、國際區域社會矛盾論以及全球社會矛盾論等。國際社會矛盾論聚焦國際社會的矛盾運動、國際政治斗爭和沖突競爭、國際秩序及其潛在轉化等內容。該理論認為，現代國際體系中的各類矛盾相互交織，由國家特性差異引起的矛盾、體系的結構性差異引起的矛盾，以及國際社會各構成單位之間復雜互動引起的矛盾等，共同構成了國際矛盾的總和。
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矛盾論有三個特點。一是國際社會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這在根本上是由世界范圍內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決定的，主要是以利益層面的矛盾形態存在。二是國家間矛盾的普遍存在并不意味著國家間沖突或國際沖突必然發生，由矛盾轉化為沖突需要一定的條件和情形。矛盾既有向沖突轉化的可能，也有向競爭甚至合作轉化的可能，對此要作具體的分析。沖突作為公開的對抗，是一種斗爭的形式，但并非任何矛盾的解決都要采取這種形式。因此，必須把世界基本矛盾分析與國際政治斗爭形式作既有聯系又有區分的分析。[5]三是國際社會矛盾兼具客觀性和主觀性。不同國家和國家集團在意識形態上、認識上、文化或文明上的矛盾，往往具有客觀矛盾與主觀矛盾相結合的特點。
全球化概念在國際社會矛盾論中的理論地位
國際社會與全球化同是脫胎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且均發展成為世界各國普遍認可的國際存在與發展形態，彼此間存在緊密的內在關聯。在理論研究領域，全球化概念在國際社會理論中，以及國際社會概念在全球化理論框架下，都有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本文重點介紹前者。
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矛盾論的基本立場。馬克思主義與其他理論相比，有著鮮明的政治立場和學術立場。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矛盾論從解放全人類的世界進步事業出發，深刻分析資本主義在確立全球統治地位后逐漸步入帝國主義時代，以及在帝國主義時代不斷經歷戰爭與危機、改良與調整、侵略與擴張、收縮與合作、合作與沖突等中間形態，最終走向滅亡等各個歷史階段和現實形態中的各種基本矛盾。其中帝國主義以及相近形態的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等與被壓迫、被霸凌的人民、民族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矛盾論的基本矛盾之一，這個基本矛盾不僅從根本上影響著不同歷史時期的其他基本矛盾，還貫穿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整個發展歷程。然而，這一基本矛盾并不始終是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其定位需要根據世界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國家在某一個歷史時期的時代任務、時代主題或時代內涵等因素加以綜合判定。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以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和平共處的過渡時期，國際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緩和狀態和轉化狀態。在世界秩序深刻變革的關鍵時期，國際社會基本矛盾往往以全球性問題等形態出現，但這并不能從根本上動搖國際政治格局的深層邏輯。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發達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既合作又斗爭的矛盾運動，推動著國際政治由低級向高級演進，推動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國際關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的進程。新時代，國際社會矛盾的焦點是全球治理領導權和國際共同體的構建方案之爭。可以預見，隨著全球治理領導權的轉移，一種新型全球治理模式將會出現，與這種新型全球治理模式相適應的，則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矛盾的基本研究方法。馬克思主義者研究國際社會矛盾，總的研究方法是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具體地講，有矛盾分析法、階級分析法、世界體系研究法、國際政治社會學方法，以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等基本方法。
其一，矛盾分析法是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其核心出發點在于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視作一個充滿矛盾的統一體。在全球化浪潮的驅動下，這一體系于矛盾的持續演化中不斷向前推進，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元素相互交織，人民、民族之間以及國際層面的矛盾錯綜復雜，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民族國家等國家之間的矛盾日益增多，分離自治與聯合統一兩股對立力量在全球化進程中被進一步激化，共同匯聚成推動歷史進步的時代洪流，形塑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其二，階級分析法。馬克思主義者尤為強調階級分析在研究國際社會矛盾中的作用。階級分析法是國際關系學必須堅持的基本方法之一。“社會生活充滿著矛盾，歷史告訴我們，各民族之間、各社會之間以及各民族、各社會內部經常進行斗爭”，[6]國際關系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也需要從階級分析的角度加以理解。在運用階級分析法時，需將其與經濟分析結合，避免將二者絕對化；同時，還應注重將階級分析與歷史分析、政治分析、社會文化分析等相結合。[7]總體上講，階級分析法可用來研究資本主義確立全球統治地位以后，民族國家內部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全球范圍內相互勾結的資產階級與日益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之間的關系，以及與此相關的各類世界基本矛盾。該方法聚焦矛盾雙方的形成機制、力量對比與轉化規律，強調矛盾斗爭在歷史進程中的主導作用。具體來說，階級分析法不僅有助于揭示形式相似的國際體系在內容與本質上的差異，還能解釋為何資本主義大國即便與社會主義國家存在共同利益，仍頻繁對其發起制裁、制造沖突甚至挑起戰爭——這種現象的根源在于壟斷資本主義的階級本性。只是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這僅僅是由階級本性決定的，還必須輔以文化、社會、政治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
其三，世界體系研究法。它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出國家因全球化進程形成相互依賴的世界體系這一觀點起，它便成為國際關系學的基礎理論之一。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世界體系分析，強調資本主義在世界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注重研究世界體系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根本矛盾，肯定世界生產力發展和體系內階級斗爭等對體系演化的推動作用，分析帝國主義壓迫引發的各類主要矛盾，承認中心-半邊緣-邊緣結構的剝削本質，等等。世界體系分析堅持以國際政治經濟學為基本方法，同時越來越重視文明研究、文化分析、社會學習等國際政治社會學方法對于綜合闡釋世界體系動態演變的重要作用。
其四，國際政治社會學方法。它是可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相提并論的研究方法。該方法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社會學觀念，將國際政治體系視為一種社會關系體系。國際政治社會學看重國際社會（國際生產關系、國際價值體系、世界輿論等）對于國際政治的基礎作用、制約作用和推動作用，重視國際政治社會化（國際法、國際規范等）對于人類政治生活的改良作用，以及文明文化交流對于化解地緣政治沖突和結構性矛盾方面日益凸顯的價值，并始終保持對各類國際基本矛盾和相關問題政治屬性的深度關切。
其五，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將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高度結合并貫徹到案例分析中的“活的靈魂”。該方法強調從國際政治和大國關系的具體情況出發，采取實用、可操作的辦法來解決特定情境下的緊迫問題，從而在不違背基本原理和已有政策主要精神的前提下完成對某一事件、某一問題的精準研判，提出符合實際的解決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對于上述四個以及其他研究方法而言，若其分析脫離具體時代背景、歷史結構和事件發生的語境，則任何原理均可能淪為僵化的教條，失去解決實際問題的效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是對具體的關系、矛盾作具體的分析研究，不受宏觀原則的過多束縛，并通過對大量具體問題的研究找出新的普遍性規律，從而推動理論創新。例如，列寧的國際社會矛盾論就是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結合時代特征進行的理論創新。
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矛盾論中全球化概念的地位。全球化矛盾、全球性問題以及全球化理論在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和國際社會矛盾論中占據特殊地位。
首先，全球化、全球性問題及其治理是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議題之一。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理論、世界體系理論、世界交往理論以及世界革命、民族解放運動、第三世界理論、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等，都是以全球化的差異化演進、不平衡發展、矛盾運動等為前提的。從歷史維度看，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則近代以來的歷史就難以發展為世界歷史，世界交往也不可能在真正意義上展開，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亦無法形成。更為關鍵的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對立，被壓迫人民、民族與國家反抗帝國主義的國際斗爭，以及世界革命的歷史條件與客觀形勢，都將失去孕育的土壤。著眼當下，如果沒有全球化危機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革全球治理體系的呼聲或許不會如此高漲，三大全球倡議以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不會被賦予如此重要的時代意義并不斷深入發展。
其次，國際社會矛盾論的理論出發點，是研究全球化引發的各類矛盾及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以及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其主要研究對象是世界各類基本矛盾及其轉化，而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由帝國主義與被壓迫國家、民族、人民的主要矛盾轉化為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世界秩序由此進入過渡時期。這一時期呈現出顯著的矛盾緩和特征，和平發展、良性競爭成為國際關系常態，由全球化不平衡發展引發的各類全球性問題，既是國際合作的重要利益交匯點，也時常成為各類國際沖突的引爆點。因此，運用國際社會矛盾論來研究國際社會的一個必要路徑是從全球化問題切入。
最后，全球化的多維發展及其矛盾運動是國際社會矛盾論創新發展的主要動力。其一，全球化首先是經濟全球化，正是經濟全球化在全球各區域的不平衡擴張，導致了世界經濟政治的不平衡發展，帶來了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全球大危機，也引發了列寧、斯大林等關于國際社會矛盾論的深刻思考。其二，全球化對區域一體化、政治多極化、國際關系民主化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它不僅引發了全球層面的不平衡發展，以及全球經濟協調方面的問題，還在區域層面推動了一體化進程并促進了政治自主性的提升，推動發展中國家走向獨立自主、聯合自強的發展道路，造就了20世紀70年代的大動蕩、大組合，并在80年代促使國際社會形成了對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廣泛共識。在此背景下，毛澤東同志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鄧小平同志關于國際社會矛盾與力量結構的論述，進一步豐富了國際社會矛盾論的理論內涵。其三，全球化進程催生了文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引發了不同文明體對于文化全球化的反思。在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下，經濟全球化的深化必然加劇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與一體化之間的矛盾張力。
全球化概念在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史中的內涵變遷
從某種程度上講，全球化造就了現代世界體系，因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實際將全球化及其矛盾運動作為國際政治思想的研究起點。
全球化的矛盾運動必然導致“世界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國際社會矛盾論的論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國際社會矛盾論以揭示資本主義世界的內在矛盾為邏輯起點，其理論根基源于馬克思、恩格斯唯物辯證法中的矛盾律，最終目標是為“世界革命”理論提供理論支撐。眾所周知，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是對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進行改造而形成的科學理論。黑格爾強調矛盾是自身內部的對立，認為事物因為自身有矛盾才會有運動，才具有動力和活動，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正常現象，人類作為矛盾統一體，其高貴之處在于保持不斷對立統一的矛盾，而只有在矛盾雙方和解之中才有真實的生活。[8]馬克思進一步將這種矛盾律或對立統一規律提升到一個更加科學的維度，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首要規律，它要求我們從現實存在的矛盾出發，強調對各種矛盾的具體分析。一是將不同的矛盾進行區分，例如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對抗性和非對抗性矛盾等；二是對不同的矛盾進行分析，重點是分析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及其相互關聯和變化情況；三是有步驟有計劃地對不同的矛盾進行解決，特別是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利用各種形勢和機遇，解決矛盾、推動事業的發展。[9]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就國際政治而言，國際社會作為一個相互依賴的世界體系，由于世界政治經濟發展，“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成了社會上兩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它們之間的斗爭成了我們這一時代的主要斗爭。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將在一切文明國家里，即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10]顯然，在世界革命形勢高漲的時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世界革命是這種矛盾運動的自然發展，是推進歷史進步的必由之路。“馬克思主義認為，自從世界結成經濟有機體，階級對立日益顯著變化后，國際社會就會越來越按階級分化為兩股對立的政治力量，國際政治格局因此發生了深刻的變化。”[11]在筆者看來，上述結論是正確的，但它們都被賦予了嚴格的條件，即在資本主義世界里，或者在“階級對立日益顯著變化后”。實際上，國際政治中的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之間也存在著交互作用的關系，在不同的時代條件下，各自對于國際社會矛盾產生了不同的規定性。在這方面，列寧基于新的歷史條件，對于國際社會矛盾有了新的理解。
資本主義多重矛盾與民族解放運動：列寧、斯大林關于國際社會矛盾論的論述。列寧所在的時代，世界格局發生了兩大具有深遠意義的變革：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根本上改變了國際政治的性質。這兩個方面的政治變化同時存在，引發了國際社會矛盾的重大變化。一方面，帝國主義把世界分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通過殖民體系將全世界首次在政治層面聯結在一起，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矛盾在國際社會矛盾體系中的地位不斷上升。正如有學者指出，“從國際社會整體看，世界就被分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兩部分。它們之間的矛盾構成當時國際政治的重要方面。”[12]另一方面，蘇聯的建立意味著國際政治的新轉向，“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無產階級首次取得了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工人首次有了自己的祖國，國際政治中的階級沖突也首次取得了國家沖突的形式”[13]。從此，國際社會矛盾不僅有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及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戰勝國之間的矛盾，還有了蘇維埃國家與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
這五對矛盾是真實的，也是交叉發展的，產生了錯綜復雜的關系，引起了蘇俄領導人的持續關注甚至過度的重視。1925年，斯大林將其總結為決定形勢發展的五類基本矛盾，而第五種矛盾實際上被視為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他指出：“現在形成了兩個主要的然而是互相對立的吸引中心，并且與此相適應在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傾向于這兩個吸引中心的兩種趨向：各資產階級政府傾向于英美，西方的工人和東方的革命者傾向于蘇聯。”[14]在這種關于國際社會矛盾的認識之下，形成了斯大林的“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等理論和研判。從斯大林本人關于共產國際解散原因的說明可以看出，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國際社會矛盾不是第五種矛盾，而是第三種矛盾。這也說明，斯大林及部分蘇聯領導人一段時間內夸大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在國際社會矛盾體系中的地位。在希特勒入侵蘇聯之后，蘇聯領導層在理論上迅速調整認知，重新回到列寧提出的“和平共處”理論框架。
“動蕩的全球化”與“三個世界”劃分：毛澤東同志關于國際社會矛盾論的論述。毛澤東同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創者，也是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矛盾論的最杰出代表之一。早在20世紀30、40年代他就對唯物辯證法的矛盾論作了集中且專門的論述。這些論述旨在鼓舞處于革命和民族解放困難進程中的中國人民，不僅深刻指出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還明確指明事物的性質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規定的，并強調要用矛盾的方法而不是教條的方法來看待事物的變化等。毛澤東同志將他理解的矛盾論爐火純青地用于世界形勢的判斷和戰略格局的劃分，提出了“東風壓倒西風”“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天下大亂導致天下大治”等判斷，形成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極大地豐富了國際社會矛盾論的時代內涵，形成了影響廣泛的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矛盾論。
毛澤東同志關于國際社會矛盾論的論述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強調了國際社會矛盾的普遍性、絕對性和辯證性。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15]十大關系，本質上就是十大矛盾，對于各種矛盾要作具體的分析。在中國與外國的關系層面，某些特質既構成中國發展的優勢，在特定情境下也可能轉化為局限。如何調動一切有利的因素處理好這些矛盾，是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二是完善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斯大林的“五大矛盾說”。毛澤東同志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后不久提出了“兩類矛盾、三種力量”的判斷，兩類矛盾是帝國主義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以及帝國主義同被壓迫民族的矛盾。到了“中蘇論戰”時期，他進一步較為系統地提出了“四大矛盾說”，即當代世界有四大矛盾，包括社會主義陣營與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壟斷資本集團同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并指出，在四個矛盾中，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是重要的，但不能只看到這個矛盾而抹殺其他三種矛盾；亞非拉廣大地區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地區，因此應當重點支持亞非拉人民的革命行動。[16]三是基于全球化進程中日益加劇的發展失衡現象，深入洞察世界格局演變規律和矛盾的發展，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
毛澤東同志認為，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特別是1965年以后，作為經濟全球化主導力量的幾個帝國主義大國內部矛盾重重，西歐國家希望走獨立自主的道路；與此同時，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蘇聯轉而奉行霸權主義，導致了基本矛盾的激化，世界各種政治力量經歷了一番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面臨著一種新的歷史形勢。毛澤東同志據此提出了“三個世界”的劃分，[17]即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于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軍，中國屬于第三世界。毛澤東同志關于國際社會矛盾論的論述，強調中國在國際社會矛盾體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建立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凸顯了國際主要矛盾分析和斗爭焦點分析對于判斷和處理國際事務的重要作用。
從偏離全球化到融入全球化：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對國際社會矛盾論的發展。盡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哲學和世界歷史的角度對全球化秉持辯證的態度，但是，由于“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等方面的政治需要，在現實語境中，全球化常被無產階級與社會主義國家視為首要批判和斗爭的對象。然而，當戰爭與危機不再是時代主題時，國際社會矛盾呈現出更多的緩和、合作與共存的態勢。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矛盾是和諧與沖突的統一，關于合作、共存與斗爭相互依存的理論思想[18]得到重新發掘和繼承。全球化的積極意義得到充分重視，矛盾分析更多地以問題分析的形式出現。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國際政治社會學等方法逐漸成為國際政治分析的主流范式，推動著國際社會矛盾論的持續創新與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鄧小平同志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他關于國際社會矛盾論的論述，側重強調世界生產力發展中的矛盾運動，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國際社會矛盾論。鄧小平同志承認國際社會存在多種復雜矛盾，不過，他傾向于從問題的角度而不是矛盾的角度對這些矛盾的性質及其表現進行重新表述，并適時提出了“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重要論斷。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理解鄧小平同志外交思想中關于國際社會矛盾有關論述的要義。一方面，他對于資本主義發展和世界基本矛盾激化的既有判斷有了全新的認識。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領導人認識到，和平力量和戰爭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世界大戰在短期內難以爆發。特別是西方國家依托科技革命帶來的活力調整經濟、社會和外交戰略，使其仍能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而緩和了階級矛盾、社會矛盾和國際矛盾。[19]這些矛盾的緩和對于國際社會矛盾的形態轉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哪些是國際主要矛盾，哪些是次要矛盾變得十分模糊。用聚焦主要問題而非聚焦主要矛盾的方式，更能夠為世界各國人民所接受。另一方面，關于時代主題和時代特征的論斷并沒有否定國際社會矛盾論，只是關注到國際社會基本矛盾的緩和趨勢與國際社會在發展經濟方面的共同利益訴求。各種和平力量和因素對帝國主義形成有效制約，使得世界大戰在短期內難以爆發；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熱潮逐漸消退，國際社會基本矛盾得到顯著緩和，世界革命不再是這一個歷史時期的全球性議題。占世界國家數量最多、人口最多的第三世界國家獨立之后，發展世界生產力成為國際社會最為緊迫的時代主題。和平與發展取代戰爭與危機成為時代主題和時代特征，“把人們對時代的認識提到一個新境界。它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精神，包含了經濟基礎、經濟形態演變推動歷史發展的基本原理，包含了階級地位和階級關系演變的理論，也包含了矛盾轉化和主要矛盾的辯證思想。”[20]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并不是否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所引發的超級大國與第三世界間的矛盾，而是更加強調第三世界渴望發展與全球生產力水平有待提升之間的現實矛盾。由此，發展而不僅僅是和平上升為國際政治的重要議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社會矛盾論的視角，轉向國際社會全球性戰略問題。從時代主題的角度，將矛盾論轉為問題論，或者說以問題的形式談矛盾，是鄧小平外交思想的一大創新。
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在外交理念上繼承了鄧小平同志關于國際社會矛盾的基本觀念，更加強調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重要性，更加強調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和新安全觀，更加強調推動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建設。在20、21世紀之交，面對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等各類世界基本矛盾普遍緩和的國際形勢，中國堅定執行“韜光養晦”的外交方針，在國際舞臺上立足發展中大國的身份定位，堅持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國際恐怖主義等，將國際經濟協調和融入經濟全球化作為戰略性任務，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二十國集團，參與組建上海合作組織。充分利用戰略機遇期，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長達四十余年的高速發展，避免了像蘇聯那樣因被西方孤立而走向解體的歷史悲劇，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習近平外交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全球化理念和國際社會矛盾論的繼承與發展
21世紀的前十年，也是國際社會發生重要變化的十年，其變化是多方面的。其中，國際社會基本矛盾至少在兩個維度得以拓展：一是國際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和極端主義勢力，與國際社會的反恐、反分裂、反極端斗爭構成了一對基本矛盾；二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后，國際社會要求進行大國協作共同管理國際金融與貿易合作的力量，與企圖破壞國際金融穩定、抵制跨國金融監管的力量，也構成了一對重要的矛盾。面對這兩個基本的或者重要的矛盾，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堅定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積極推動國際團結與協作。在國際反對恐怖主義和二十國集團建設中都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深刻思考世界發展大勢、人類前途命運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從新時代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變化出發，積極推進外交理論與實踐創新，創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國特色、體現時代精神、引領人類進步潮流的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并確立了習近平外交思想。這一思想深刻把握國際形勢的深刻復雜演變，從急劇變化的世界形勢出發，對國際斗爭形勢作出深邃思考與科學判斷，是新時代我國對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首先，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新的動蕩變革期”論斷洞察世界矛盾發展演變與時代走向。正如恩格斯所說的：“一個事物是它自身，同時又在不斷變化，它本身含有‘不變’和‘變’的對立，這就是矛盾。”[21]大變局就是當今世界的大矛盾。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等論斷，科學地揭示了當今世界的大矛盾。冷戰結束以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各方最殷切的訴求，就是擴大合作、共同發展。與此同時，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加速演進，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2]在當前歷史階段，世界已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我國的戰略機遇期仍然存在，但戰略挑戰也日益凸顯，國家安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突出表現為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新一輪科技革命驅動下國際關系的加速調整。這一進程促使世界各類矛盾和問題呈現錯綜復雜、高度不確定與不穩定的特征，這個特征與20世紀70年代有一定的相似性。“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發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無減，公共衛生、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人類處在一個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的時代。”[23]動蕩是世界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變革是世界基本矛盾的次要方面。動蕩的根源是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其次，立足提升中國全球治理理論地位持續深化對于全球性問題的認識。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世界發展大勢和中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在外交領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從不同領域推動全球治理。習近平外交思想以“十個堅持”為總體框架和核心要義，科學回答了中國外交舉什么旗、走什么路、追求什么目標，以及新形勢下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外交、怎樣辦外交等重大問題，其中明確提出“以公平正義為理念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凸顯了中國致力于維護多邊主義和完善全球治理的信心和決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在不斷促進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共同努力中推進人類社會現代化”。[24]
最后，以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科學回答“人類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根據全球治理第三波理論，第一波全球治理主要聚焦“帝國主義及其控制下的世界性殖民體系怎么辦”的核心問題，第二波全球治理的核心問題轉變為“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怎么辦”，步入21世紀，第三波全球治理的核心問題演變為“人類怎么辦”。[25]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具有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號召中國做全球治理變革進程的參與者、推動者、引領者，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共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2021至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先后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以更好地解決各類全球性問題和全球性矛盾、促進共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關注國家治理、國際區域治理與全球治理的關系。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全面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成為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前進方向的鮮明旗幟。中國積極踐行這一理念，在國際舞臺上開展了一系列生動實踐：與周邊國家攜手同行，同“全球南方”國家共謀振興，引領中歐關系發展，繼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筑牢根基，深化區域治理務實合作，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推動三者協同聯動，為世界和平發展貢獻中國智慧與力量。
從國家治理、國際區域治理與全球治理三者的關系看，國家治理構成了全球治理的基石。對于中國而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并發揮引領作用，首要任務便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球治理實際上是國家治理在對外事務層面的合理拓展與延伸，在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必須始終堅守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則，以此確保治理過程的公平公正以及成果的廣泛共享。國際區域治理則充當著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之間的關鍵橋梁。在現實中，大多數國家都會借助區域治理這一途徑，來達成全球治理的各項任務與目標。[26]從治理實踐來看，全球治理與區域治理往往呈現深度融合態勢。對于實力相對有限的國家而言，優先聚焦區域治理體系的構建與完善，是更為務實理性的戰略選擇；而唯有具備強大綜合國力的全球性大國或準全球性大國，才能夠憑借其資源稟賦與國際影響力，統籌謀劃全球治理的整體布局，引領國際秩序的發展方向。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重要的國際合作平臺，也是國家治理、國際區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結合得比較好的政治實踐形式。各國對接“一帶一路”倡議推進改革開放，這是國家治理的范疇；共建國家依托這一平臺深化經濟安全合作，推進區域治理，這是國際區域治理的范疇；在共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平臺中形成的經驗、規范和制度，以及金磚國家合作、上海合作組織等方面的機制化創新，對“全球南方”國家間合作、二十國集團等國際機制完善產生了推動作用，有力地推動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這又是全球治理的范疇。面對全球化進程中交織聯動的國內、區域及全球性矛盾風險，必須綜合推進國家治理、國際區域治理和全球治理，從而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矛盾論的時代內涵。
結語
習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為解決急劇變化的世界主要矛盾，推動世界持久和平發展、繁榮進步提供了思想啟迪。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兩國關系深刻反映了國際社會的內在矛盾，勢必引發關于全球化的國際政治社會學的深度思考。本文以中美關系的合作性與沖突性為切入點展開評論，進而引出學界關于全球化正負效應的論爭，并提出在國際政治格局急劇演變、現有理論解釋力相對不足的背景下，亟需加強對國際社會矛盾的研究。在動蕩變革的時代，國際社會矛盾論的現實解釋價值愈發凸顯。因為在這一時期，老一輩思想家對世界革命、危機與戰爭的論斷重新引發關注——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秩序中各類矛盾的不斷激化，是引發戰爭危機與革命形勢的根源。上述判斷雖具有一定合理性，卻不能簡單推導出反向結論。以動蕩變革為主要特征的國際關系，并不必然造成世界戰爭危機與全球革命形勢。例如，20世紀70年代國際局勢劇烈動蕩，并未引發全球性革命；又如，矛盾并不必然意味著對抗，矛盾也可以以和諧、合作的形式表現出來。21世紀以來，盡管中美關系經歷全方位深度調整，但雙方矛盾始終未演變為全面對抗。這背后，經濟全球化、經濟相互依賴、共同的國際責任、大國間的戰略制衡以及人類共同命運理念的深化等因素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何從理論層面精準提煉這些制約國際矛盾轉化的核心要素，是下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
本文的重點不是研究中美矛盾的轉化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的國際社會矛盾論，以及習近平外交思想對于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國際社會矛盾論的主要內容是承認國際社會矛盾的普遍性，同時強調世界矛盾轉化為國際沖突需要滿足特定條件，并指出國際社會矛盾兼具客觀性和主觀性。這一理論啟示我們，國際社會矛盾的增多，本質上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自然現象，并不必然預示國際局勢的惡化。例如，通用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重塑了人類生活的形態與邊界，同時也帶來了技術、工業、政治和倫理等方方面面的新矛盾，對全球軍事格局、國際關系產生了深刻影響。然而，這些新的矛盾并未改變世界主要矛盾，只是進一步豐富了世界矛盾體系的構成。由于世界矛盾向國際沖突的轉化有著嚴格的條件限制，因此在分析國際政治矛盾時，應避免將其簡單等同于國際沖突，更不能將其直接視作沖突爆發的預兆。這種認知偏差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險的。
本文強調矛盾分析法、階級分析法、世界體系研究法、國際政治社會學方法以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五個基本方法，是有學理依據和現實考慮的。矛盾分析法和階級分析法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深入分析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轉變過程中的主要方法，這是從根本上和長遠視角作出的科學分析，具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意義。階級分析法被斯大林、毛澤東同志等在國內革命中加以靈活運用，創造了許多理論上的杰作，成功地領導了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然而，隨著革命形勢陷入低潮，資本主義世界采取加強科學技術發展、推進資本主義制度內部調整等措施，這使得階級分析法已難以完全適應當下國際研究語境。在國際社會研究中，國際社會的主要單位還是國家和國際組織而不是階級以及階級聯合，因此，世界體系研究法和國際政治社會學研究被大量使用。世界體系理論側重研究世界體系的整體性、結構性以及體系各部門之間的多重關系及其功能，國際政治社會學則重視國際社會中文化、規范和身份對于國家外交、國際關系、國際沖突等的制約作用，以及對于國際合作、國際和諧的推動作用等。國際社會矛盾論除了上述研究方法，還有大量的其他研究方法，這些方法與矛盾分析法、階級分析法、世界體系方法相互補充，共同構建起內容豐富的國際社會矛盾論體系。合作、沖突、競爭、斗爭都是國際社會矛盾的表現形式，因而相關研究方法也是多元共存的、相互輔助的。
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外交思想，必須系統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球化問題的系列重要論述。把握了全球化問題，就基本找到了打開新時代“國際政治秘密”的鑰匙。事實上，全球化自始至終都與世界基本矛盾緊密相連、不可分割。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史看，全球化在國際社會矛盾論中發揮著三重核心作用：其一，全球化、全球性問題及其治理，構成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其二，國際社會矛盾論的出發點，是研究全球化引發的各類矛盾及問題；其三，全球化的多維發展及其矛盾運動是國際社會矛盾論創新發展的主要動力。這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國際社會矛盾的重要論述中分析得出。
習近平外交思想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智慧。一是通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的動蕩變革期”等重要論斷，深刻揭示了當前世界矛盾的復雜性與風險挑戰；二是從全球治理視角出發，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矛盾與全球性問題的理論精髓，并結合時代特征進行創新發展；三是提出一系列全球倡議與中國方案，以務實行動回應“人類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為破解全球性矛盾貢獻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從當前國際政治現實來看，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基本矛盾之一，且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與非主要方面發生了變化。過去，資本主義國家維護以自由貿易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國家反對以自由貿易為名對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壓迫；現在，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取代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舉起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大旗，后者卻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名采取了“脫鉤斷鏈”的孤立主義政策和貿易保守主義政策。這種國際社會角色的轉換，與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講的“陰陽轉化”相類似——陰陽失調，矛盾失去對立統一的動態平衡，世界就會失衡。一個大國對于自由貿易政策的態度由積極轉為消極，客觀上呼喚著另外一個大國承擔更加積極的角色。中國的外交政策正是基于對這一國際矛盾演變的深刻洞察所作出的戰略抉擇。倘若中國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問題上采取保守的、消極的態度和政策，不僅會進一步擾亂世界經濟發展秩序，也將損害發展中國家乃至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因此，中國必須以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應對經濟全球化逆流，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應對不斷加劇的全球治理赤字，以真正的多邊主義應對小圈子的多邊主義，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國際政治社會學視角下的文明互鑒與全球合作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2VRC136）
注釋
[1][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221頁。
[2]《斯大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0頁。
[3]張明謙：《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對象、目標之探討》，載上海市國際關系學會編：《國際關系理論初探》，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9、70頁。
[4][5]金應忠、倪世雄：《國際關系理論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399、299～300頁。
[6]《列寧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86頁。
[7]張季良：《國際關系學概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第35～39頁。
[8]蔣永福等主編：《東西方哲學大辭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0頁。
[9]季正聚等主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歷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167～180頁。
[11][12][13]王滬寧主編：《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38、643、641頁。
[14]《斯大林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33頁。
[15]《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8頁。
[16]閻明復：《閻明復回憶錄》（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86、787頁。
[17]《辭海》（國際分冊），上海辭書出版社，1978年，第51頁。
[18]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批評蒲魯東時指出，“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運動”。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也指出，“有生命的物體的相互作用則既有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合作，也有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斗爭”。轉引自季正聚、彭萍萍、鄭青主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歷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168、173頁。
[19]傅耀祖：《鄧小平外交思想的時代精神》，魯毅等主編：《新時期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年，第115、118頁。
[20]魯毅等主編：《新時期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年，第118頁。
[2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6頁。
[22][23]中共中央宣傳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習近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21年，第12、13頁。
[24]《習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23年7月5日，第1版。
[25]郭樹勇等編著：《新編區域國別研究導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4、15頁。
[26]關于國家治理、區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關系，參見郭樹勇：《文化國際主義：新型國際治理的邏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7～19頁。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Philosophical Wisdom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Based on the Insp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uo Shuyong
Abstract: As the world enters a new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change,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has gained greater practical explanatory power. The Marxist theory of contradic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recognizes the universality of contradic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believe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radictions into conflicts requires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that contradictions are both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and that its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contradiction analysis, class analysis, world system research,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and specific analysis of specific problems. The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On the one hand,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problems and its governance are the core issues of Marx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take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caused by globalization as its starting point,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its contradictory movements have drive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At a time when 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have become one of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China should implement a more proactive opening-up strategy to promot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more openness, inclusiveness and universality, balance and win-win development.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Marx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global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