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玩抽象”以其特有的幽默感和反叛精神，在當代青年群體中深受歡迎。剖析“玩抽象”背后的行為動機，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當代青年的精神世界與社會心理。情感共鳴和群體歸屬感的驅動、加速社會與不確定的社會環境影響、深度媒介化時代的青年自我意識與文化需求覺醒，共同構成了“玩抽象”現象的生成邏輯。對于這一現象，我們既要給予尊重和理解，也要引起足夠的關注。通過動態研判青年的思想和行為傾向、紓解其成長和發展壓力、關切其價值和情感需求，才能實現“玩抽象”現象的價值歸序，使其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青年 “玩抽象” 青年心態 亞文化現象 價值歸序

【中圖分類號】C913.5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玩抽象”作為一種源自網絡直播間的亞文化現象，以其獨特的荒誕、無厘頭表現形式迅速流行，并在各大社交平臺中廣泛傳播。有社交媒體根據平臺數據，將“抽象”列為2024年度熱詞，一些媒體也將“搞抽象”評為年度十大網絡流行語。該文化現象已超越了其原始的小眾自娛范圍，成為一種具有深遠影響力的亞文化現象，不僅映射了部分青年的心理狀態與行為模式，更在全球化和社會變遷的背景下，折射出當代青年所面對的廣泛而復雜的生活現實。

“玩抽象”不僅僅是年輕人對自我表達的一種探索，更是他們在面對快速變化的社會環境時，試圖尋找認同感與歸屬感的方式之一。通過這種方式，青年們構建了一個獨特的文化空間，在這里他們可以共同反思自身的位置，并回應社會對其提出的各種期待與挑戰。因此，對于這一現象進行深入研究，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青年文化的內在邏輯，也可為制定支持和引導青年健康成長的有效策略提供參考視角。

青年“玩抽象”的具體表征

“玩抽象”以其特有的幽默感和反叛精神，在當代青年群體中深受歡迎。它不僅是年輕一代用以應對現實生活挑戰的一種手段，更是一種創新性的社交互動方式。通過在語言、態度、行為上“玩抽象”，青年在虛擬空間中構建起了屬于自己的獨特文化圈層，從而獲得認同感和社會支持，這種文化現象為理解青年亞文化和社會心態提供了新的視角。

語義風格上的“錯位回應”

“玩抽象”在語言上的表現尤為顯著，例如在逢年過節回家時被問及婚嫁時間問題時，回答者可能會選擇一種反傳統的回應方式——“中午吧，晚上也行”。類似地，在理發店面對推銷會員卡的問題時，幽默地回答“抱歉，我頭禿了，這是假發”。這樣的表述，盡管看似毫無意義，卻透露出面對現實困境時的一種灑脫與樂觀精神。這些例子展示了“玩抽象”作為一種意義的“解構實驗”，通過制造意料之外的回答，打破了預設的答案框架，實現了話語層面的反轉。這種“語言太極”式的應對方式，既是對越界性提問的溫和抗議，也是通過幽默修辭維護主體尊嚴的策略選擇。在看似荒誕不經的表象之下，蘊含著對既定話語秩序的反思與重構。

態度取向的“豁達超脫”

在態度層面，“玩抽象”體現了青年追求的一種松弛感，他們不僅在語言中尋找樂趣，還通過無厘頭式的自嘲態度，折射出生存智慧與文化策略，實現了對生活困境的審美轉化。比如生日蛋糕掉地上，就干脆開個即興派對，生活亂成一鍋粥時自嘲“趁熱喝了”，這些看似無厘頭的操作，其實展現了青年群體通過語言的幽默轉化實現對壓力情境的重構。這種對現代性壓力的創造性回應的文化實踐，將生活的沉重嘆息轉化為“精神布洛芬”的實踐轉向，展現了青年群體在困境中保持主體性的努力。

行為實踐的“不拘一格”

在行為實踐層面，“不拘一格”的文化表達呈現出大眾化行為藝術的特征。盡管其文化內涵難以被傳統審美范式所理解，卻引發了廣泛的社會模仿。這種文化現象在文旅領域尤為突出，從“北京到底有誰在啊”的都市調侃，到黑龍江“流放寧古塔”的歷史戲謔，再到東北話與英文混搭的大米推介，無不彰顯著對傳統規則的大膽突破。這種“玩抽象”的大眾化實踐，既是對社會規訓的抵抗，也是抽象文化形態的創造性表達，體現了青年對當代社會文化生態的包容性理解。

青年“玩抽象”的生成邏輯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寫道：“人表現為有所言談的存在者。這并不意味著惟人具有發音的可能性，而是意味著這種存在者以揭示著世界和揭示著存在本身的方式存在著。”[1]“玩抽象”現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當代青年如何在現代社會中尋求身份認同和歸屬感的獨特視角。剖析“玩抽象”背后的行為動機，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當代青年的精神世界與社會心理。

情感共鳴和群體歸屬感的驅動

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會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對他來說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對他來說才成為人。”[2]數字時代的社交媒體平臺使得社會資本得以重新分配，虛擬空間中的社會資本在青年群體中日益重要，而現實社會中的社會資本可能相對弱化。在虛擬空間中，人們可以輕易地找到與自己興趣相投的群體，獲得即時反饋和情感共鳴，這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替代了基于傳統親緣、地緣和業緣等關系中社交對象所能提供的“情緒價值”[3]。值得注意的是，算法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具體來說，虛擬空間的互動強度因算法推薦而進一步增強，平臺會根據用戶行為推送相似興趣的內容，從而形成高度集中的互動圈層。這種轉變不僅催生了以網絡群體和社區為根基的網絡文化，還對青年群體的社會心態產生了深遠影響。青年群體在成長過程中面臨著諸多困境，這些困境在“玩抽象”行為中得以體現，成為塑造其獨特話語風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抽象”敘事憑借其獨特的語言表達、豐富的表情運用以及特定的動作符號，觸動了青年內心深處的情感，引發強烈的情感共鳴，使他們在社群中找到歸屬感，進而緊密相連。與此同時，沉浸于“抽象”社交圈層的青年，會依據“抽象”文化的特性，清晰地劃分出“抽象”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界限，凸顯“抽象”文化的獨特性，維護自身社交圈層的文化特色 。

傳播學者萊茵戈德在其研究中借鑒并發展了民族主義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論，提出了“想象的共同體”這一概念以描繪網絡社群的獨特性[4]。在虛擬社交環境中，即使從未見過面，個體通過持續的雙向互動和深入交流，逐漸對共同的話語和行為模式產生歸屬感和依賴，形成基于共享認知的“想象的共同體”。“抽象”文化作為網絡社群文化的重要分支，也遵循著相似的發展脈絡。參與門檻低，活動形式靈活自由，在追求群體接納與身份認同的心理驅動下，“抽象”文化展現出一種極具能動性的亞文化發展態勢，其傳播速度之快、影響力之廣，使得大量青年群體被吸引并積極投身其中，共享一種強調共情與資源共享的交流環境。這種參與不僅加強了個體間的情感紐帶，也促進了集體認同感的形成，使得“抽象”文化成為連接青年群體、促進相互理解的重要平臺。這種表達方式作為一種別具一格的表達形態，搭建起一條極為堅固的文化紐帶。從一方面來看，它如同一條無形的界限，巧妙地劃分出不同群體，賦予各群體鮮明獨特的身份標識；從另一方面而言，它又似一座橋梁，跨越了現實世界中地域與背景的隔閡，將原本毫無交集的個體緊密相連。

壓力社會的心理防御機制與融入策略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了保持競爭力，個人和社會持續投入資源，使得維持競爭力既是手段也是目的［5］。這種現象在青年群體中尤為明顯。不同于前輩們的生活經驗，新媒體技術從根本上改變了現代青年對時間和空間的認知方式。從基礎教育階段起，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始終伴隨著一定的學業壓力。為了進入理想的學校，許多學生會選擇參與課外輔導或興趣拓展，課余時間安排也相對緊湊。進入大學后，他們不僅需要完成專業課程的學習，還需提前思考讀研深造或職業發展路徑，需要在學業與未來發展之間做好規劃。步入職場后，新人往往面臨較大的工作強度與較為激烈的崗位競爭，尤其在技術快速迭代、行業標準持續提升的背景下，主動學習新知識、更新技能逐漸成為職業發展的常態。生活中，年輕人同樣需要面對多重現實挑戰。而社會交往中的人際關系協調，也時常讓新一代感到需要應對壓力，偶爾會陷入困惑或迷茫。這些貫穿成長階段的現實課題，正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的成長軌跡與生活狀態。

當年輕人感知到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時，主動調節情緒成為常見反應。心理學研究表明，幽默是緩解壓力的一種有效策略。當人們在生活中感到焦慮或壓抑時，荒誕的情節和反邏輯的表達，能帶來一種短暫的心理解脫。于是，“玩抽象”作為青年減壓的“安全閥”，某種程度上為年輕人應對社會轉型期的多樣化訴求提供了緩沖空間。例如，青年用“擺爛”“廢物”等帶自嘲意味的詞匯描述生活狀態，既是對現實的溫和疏解，也構成了情緒調節的創造性嘗試。又如社交媒體上流行的“打工人”話題，以戲謔方式呈現職場日常，折射出年輕群體的情感共鳴。在此意義上，“玩抽象”在青年社會化進程中扮演雙重角色。一方面，它是自我保護機制，幫助個體在快節奏生活中找到平衡支點；另一方面，它是適應社會變化的策略，使青年通過文化創新融入現代性語境。

深度媒介化時代的青年自我意識與文化需求覺醒

“玩抽象”作為一種新興的青年文化形態，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與青年群體的自我意識覺醒密切相關。在深度媒介化時代，媒體不再僅僅是信息傳播工具，而是成為構建社會現實的核心機制。對于青年群體而言，成長于數字環境中，他們的日常生活被社交媒體、流媒體平臺和短視頻應用所包圍。算法驅動的內容推薦和社交互動的游戲化深刻影響了他們的世界觀和自我認知。社交媒體的“點贊”和“評論”功能促使個體不斷審視自己的在線形象，強化自我意識。這種意識不僅涉及外在形象，還包括對自身思想、情感和社會地位的深刻反思。此外，媒體的即時性和碎片化特性使得傳統面對面互動減少。在虛擬空間中，青年通過幽默、荒誕的表達方式，促成“玩抽象”背后的意義生成，即打破互動性社交缺場或數字孤獨的論證，通過“玩抽象”在虛擬空間尋找歸屬感與意義。

隨著年輕人自我認知的逐漸清晰，其文化表達訴求也愈發鮮明。當代媒介環境時常強化某些趨同化價值取向，但新生代群體對這些標準化敘事保持著某種疏離感，渴望找到反映自身經歷的真實與原創文化實踐。這種差異化的文化選擇，促使年輕人用帶有獨特符號的交流方式，創造了一種排他性的文化空間，以此回應轉型時代的心理調適需求。選擇“抽象文化”的年輕群體，在某種程度上通過非功利性的表達方式，既保留了與主流價值的對話可能，又形成了精神層面的松弛空間。這種文化通過獨特表達、社區構建和情緒調節，在一定程度成為特定年齡層的特殊溝通媒介。

青年“玩抽象”的價值歸序

解析青年“玩抽象”的數字隱語

數字化技術賦予個體前所未有的表達和互動能力，使青年能夠在現實和虛擬世界中構建雙重身份。這種身份分化不僅是個體層面的選擇，也受到社會結構的深刻影響。當代年輕人時常在不同場景中切換生活狀態，形成獨特的雙重體驗。他們在現實與網絡空間之間來回切換的過程中，常常需要調整時間分配與情感投入方式，這種持續轉換有時可能帶來某種疏離感。比如有的年輕人在線下經歷暫時受挫時，可能在線上社交中收獲同伴認可，不同場域的價值反饋差異，或會產生微妙的認知差異。借用推拉理論看，現實世界的復雜壓力是推力，虛擬空間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是拉力，兩者共同塑造了青年的生存狀態。在現實與虛擬的推拉過程中，青年借助虛擬空間的保護，通過構建特定的語言符號和行為預演來闡釋自身的生存困惑，尋求心理上的慰藉與釋放。因此，“抽象”從簡單詞匯變為了多義符號，承載了更為廣泛的情感和意義。在現實與虛擬的交錯中，青年利用“抽象”語言的矛盾性，疏解日常積累的情緒，傳遞內心需求和立場，塑造獨特的文化表達并在現實與虛擬間尋求動態平衡。這種“抽象”實踐不僅為個體提供了一種間接的心理調適機制，也使得年輕群體與主流觀念的互動趨向溫和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唯物辯證法，就要從客觀事物的內在聯系去把握事物，去認識問題、處理問題。”[6]在應對青年“玩抽象”現象時，應摒棄簡單化的評判和粗暴的干預方式，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其對現實問題的映射與呈現。以包容而開放的姿態審視這些新穎時尚的網絡話語，尊重青年文化的創造性，深刻理解其背后的社會語境。與此同時，應持續跟蹤青年群體的網絡語言演變，主動接近他們的“抽象”心理，洞察其情感脈絡，并敏銳回應其深層訴求。在此基礎上，結合正確的價值導向，深入剖析青年“抽象”身份背后的數字符號意涵，與“抽象”青年展開積極對話，從而推動主流價值觀對其實現柔性而有效的引導。

洞察青年“玩抽象”背后的情感密碼

青年作為社會中最具活力的群體，是社會生機與變革的重要象征。這一群體在探索自我定位的過程中，較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塑造，形成多層次的情感表達方式。所謂“抽象”話語的流行，本質上是年輕人在社會互動中形成的特殊情感調節方式——既通過符號化表達建立心理安全區，也在對外部評價體系的參照中尋找自我定位的坐標。這種現象與主流文化提倡的直接溝通方式存在差異，但若深入觀察，會發現其中蘊含著年輕人對社會現實的細膩體察、對生存壓力的創造性回應，以及代際特有的處世智慧。例如，“打工人”的流行既是對職場生態的溫和解構，也暗含對職業價值的重新審視；“擺爛”的自嘲式表達，實則是以退為進的社交策略。這類話語通過隱喻化的表達方式形成情感共振，逐漸演變為群體認同的符號紐帶。其創新性在于將復雜的社會情緒轉化為可感知的文化符號，既突破了傳統表達的框架，又保留了年輕世代特有的溝通彈性。

從本質上講，青年“抽象”話語的祛魅過程，實質上是對意義轉移與文本隱喻的解構嘗試，推動青年的認知與認同走向理性化。在“玩抽象”青年群體中，話語祛魅指向一種教育啟示：不應盲目迷信或過度追捧文本隱喻的象征價值。數字技術雖能模糊身份、拓展表達邊界，但并非解決現實訴求的唯一路徑。青年對現實需求的渴望與社會認同的追尋，應引導其破除動態話語編織的虛幻敘事，告別對現實困境的逃避與幻想，從而回歸現實，關注生活本真，重構自我認知與社會關系的理性基礎。“青年作為引風氣之先的社會力量，價值追求和精神狀態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家和民族的走向。”[7]因此，要引導青年正確認識到，“抽象”一笑而過后，終究還是要在具象生活中實現自洽。

塑造青年“抽象”社交的價值圈層

青年“玩抽象”現象作為一種新興的青年文化表現，其核心聚焦于社交互動層面，體現出青年對自我社交模式的重新構建。“玩抽象”的青年群體深受社會塑造的影響，有時面臨社會評價與羞恥情緒的雙重夾擊，負面情緒難以通過傳統方式消解。通過數字化手段，青年在虛擬環境中進行情感演繹與表達，試圖逃避現實的壓力。這種轉向不僅是個體層面的選擇，也在群體間傳播擴散，形成“玩抽象”現象的特定語境。在個體融入社會與保持個性的雙向互動中，算法技術通過信息傳播的篩選機制，逐漸參與塑造了年輕群體獨特的文化圈層與身份認同。社會學將圈層界定為以特定關聯為基礎凝聚而成的群體，這些群體通常圍繞共同的利益訴求、相似的價值取向和一致的行為模式展開互動。以“玩抽象”為核心的興趣連接，充當了青年社群形成的重要語言媒介。此外，網絡媒介的流量驅動和算法推薦機制顯著增強了“抽象”青年話語圈層的邊界。流量導向通過增加曝光度使“抽象”內容更易傳播，而算法則根據用戶行為精準推送相關內容，進一步強化群體內部的聯系。因此，“抽象”青年圈層的形成，不僅是興趣的聚合，還為現實中缺失的情感需求提供了補償空間。

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面對青年“玩抽象”現象，既要尊重其表達自由，又要引導其與主流社會融合。首先，需促進青年與社會的溝通，減少亞文化與主流文化的隔閡。主流話語可嘗試突破圈層壁壘，借助算法技術的數據洞察能力，圍繞“抽象”文化中與社會熱點、發展議題及青年關切相契合的部分進行議題發掘。例如，針對就業壓力或教育公平等話題，主流媒介渠道可推送幽默化討論內容，吸引青年參與。同時，建立高效的反饋機制，及時回應他們的意見，化解潛在矛盾。其次，通過共建話語空間，以文化引導增強青年的社會融入感。主流話語需主動融入“抽象”青年的表達場域，創建圈層化的交流平臺，創新運用“抽象”話術。既順應文化現象的表達形式，又通過內容傳遞正向引導，使青年在互動中內化主流價值，幫助青年增強自信、堅定理想信念，重塑自我認知與社會角色。此外，應重視提升青年在社交中的適應力，助其克服異化和定位偏差，真誠展現自我，緩解焦慮并澄清自我認知。與此同時，認可青年在適度范圍內塑造個人精神領域的權利。當代年輕人在海量數字信息的環繞下，日常接觸的零散信息與多樣化的社交內容，往往使其較難獲得系統性思考的沉淀空間。因此，在虛擬環境中保留一片可供認知沉淀的“秘密花園”至關重要，這種精神空間不僅是青年心理“庇護所”，也是他們實現自我成長的“孵化場”。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共產黨形象建構及國際國內貫通傳播的歷史進程和基本經驗研究”（項目編號：23ADJ005）的階段性成果

執筆人：

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文紅玉

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魏晉】

注釋略

責編：馮一帆／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