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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技術賦能鄉村全面振興的作用機制探析

——基于對重慶市Y縣的調研

摘 要:數字化不僅是一種技術創新,同時也為治理機制創新提供了有效的技術支撐。數字技術所具有的去中心化、全周期性和聯結性特征使其可以在鄉村全面振興中發揮重要的推動作用。結合實地調研,數字技術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作用機制主要包括聯結市場、聯結產業、聯結人才、聯結主體、聯結居民五個方面。更好發揮數字技術在鄉村全面振興中的推動作用,應注重以數字化助力鄉村社會事業發展,處理好數字技術的現代性與鄉土文明傳統性之間的關系,防止數字排斥,合理評估數字資源價值,確保農民主體作用的發揮。

關鍵詞:數字化 鄉村全面振興 聯結機制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是需要全黨高度重視的一個關系大局的重大問題”。[1]我國是農業大國,城鄉關系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關系,也是影響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地區的發展是在城鄉統籌與互動過程中不斷向前推進的,并且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形成了不同的路徑。[2]從聯產承包責任制激發農戶的內生動力,到鄉鎮企業的“離土不離鄉”,再到全世界范圍內最大規模流動人口農民工的出現,我國農村地區的發展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伴隨并映射了城鄉關系的變化。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的全面推進進一步改變了農村地區的面貌,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則成為新時代我國“三農”工作的總抓手。

與此同時,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以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為依托的新型生產方式滲入到各個傳統行業,人們的消費場景和消費習慣正在被重新型塑,社會成員之間的聯結方式和由此形成的社會結構正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數字化技術創新不僅優化了要素的組合方式、提高了經濟生產效率,而且正在成為新時代聯結城鄉、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新動力。

本文以重慶市Y縣通過數字化技術助力鄉村全面振興的豐富實踐和初步效果為個案,在分析數字化技術基本特點的基礎上,對數字化發展與鄉村全面振興的關系進行了探索,對數字技術推動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機制進行了總結。

數字技術及其應用的基本特點

數字化不僅是一種技術創新,也同時為治理機制創新提供了有效的技術支撐。從總體上看,數字技術及其應用主要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其一,去中心化。所謂萬物互聯就是指數字化技術可以將不同的資源有效地聯結起來,從而有效調動不同主體的積極性并形成更加高效的資源配置方式。在鄉村全面振興的語境下,數字化技術的去中心化特征可以充分調動包括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以及農戶自身的積極性,既可以借助外力強化內生動力,又可以在政府主導的同時充分運用社會力量。

其二,全周期性。數據既是生產要素,也是在社會生產生活過程中產生的,從而既具有參與性,又具有反饋性。與其他生產要素主要通過在生產過程中的投入和邊際貢獻以求分配過程中的所得不同,數字化技術將全周期地記錄生產和分配過程所產生的全部數據,并用于反饋生產技術的提升和經濟效率的提高。因此,數字化技術不僅作為新的生產要素參與生產過程,也可以作為管理工具優化生產過程。

其三,聯結性。從經濟的角度看,數字化的核心是技術創新帶來的要素組合方式變化和生產效率提升;從社會的角度看,數字化的核心則是信息時代新的社會聯結方式。它可以打破傳統的戶籍、區域、單位等組織邊界,形成社會個體之間新的聯結機制和相應的社會結構。因此,數字化在創新社會治理機制方面具有積極功能。

數字技術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作用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3]這意味著需要在城鄉統籌發展中謀劃鄉村全面振興,需要在城鄉要素的充分流動中助力鄉村全面振興,需要在城鄉資源的有效聯結和優化配置中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在兩者的可持續發展中實現相互支撐。[4]在這個過程中,數字化技術可以聯結鄉村的高質量農產品與城鎮的購買力,實現供求之間的有效匹配;可以聯結縣域范圍內不同村落的產業,避免產業雷同,形成產業集群;可以聯結鄉村本地人才,為鄉村全面振興提供最有力的支撐;可以聯結主體,構建多方共建的新格局;可以聯結鄉村居民,打造數字化治理的新格局。

聯結市場:用高質量農產品匹配城鎮的消費能力

民以食為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城鄉居民食物消費結構在不斷升級,今后農產品保供,既要保數量,也要保多樣、保質量。”[5]這是農業發展的重要戰略思路,它意味著我們不僅需要保證糧食安全,讓全國人民吃得飽;而且要通過精細化耕作,不斷提高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的品質,讓老百姓可以吃得好。農產品質量提升與我國的綠色化發展、健康中國建設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也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內容。然而,農產品的生產環節在農村,而農產品的主要消費市場和消費能力則在城市,在城鎮化的背景下,城鎮居民的數量持續增加,隨著城鎮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對高品質生活和食品的需求也在不斷提升。在傳統的農業產業模式下,農產品的生產和消費在地域上和主體上都是分離的,如果身處城鎮的消費者無法“身臨其境”地感知農業生產技術提高和農業生產環境改善對農產品質量的提升,也就不會主動地進行消費升級。

在數字化時代,數字化工具則可以更加有效地聯結農產品的供給端和消費端,它可以全過程完整記錄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過程,并即刻同步給潛在的城鎮消費者;消費者則通過數字化工具了解了農產品的生產全過程,既增強了參與感和現場感,也提升了對高質量農業產品的期待值和支付意愿,從而可以催生新的商業模式。[6]

在重慶市Y縣,優質的土地資源和精耕細作的種植方式使高質量的貢米成為本地最具吸引力和競爭力的產品。但是,優質的資源并沒有有效轉化為市場價值,也沒有提高當地農民的收入水平。針對這種情況,該縣利用現代數字工具將稻米搬上云端,并發起了“云稻米認養計劃”,全國各地的網民可以認養一平米稻田,并且通過云端攝像機隨時看到認養稻田的生長情況,了解從栽秧、分蘗、抽穗、灌漿到打谷的全過程。“云稻米認養計劃”有效地聯結了高質量的農業產品和城鎮的高購買力,來自全國三十多個省份的六千余人成為“云稻米認養人”,數字化的銷售渠道為村民們帶來了顯著的收入提升。優良的稻米品質加上數字化的銷售工具,極大地提升了貢米的知名度和市場需求。在旺盛的需求下,該縣已建成年產2萬噸精深加工大米生產線,“貢米”產業核心區種植戶增長至700多戶,年產有機水稻1250噸以上,年產值達3000多萬元。

聯結產業:形成縣域范圍內的產業集群

產業是鄉村全面振興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產業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主要問題是規模小、布局散、鏈條短,品種、品質、品牌水平都還比較低,一些地方產業同質化比較突出。”[7]這是當前鄉村產業發展的關鍵問題和主要瓶頸。要實現鄉村產業的振興,就要適應城鄉居民的消費需求,要順應產業發展的規律,要深度開發鄉村的資源和功能,實現縣域范圍內的產業合理分工與產業集群建設。但在實踐中,大部分農村地區的新興產業或是以農業資源為基礎的農產品深加工,或是以自然景觀資源為基礎的旅游業以及兩者之間的結合,如農家樂、農家游等。然而前者面臨著生產者與消費者在時空上的分離,后者則面臨同區域內部同質化程度高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數字化工具可以有效地打破區域之間的行政分割與體制制約,在促進信息對等、資源共享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縣域范圍內相互彌補的產業集群,既體現出不同村落的相對比較優勢,又以產業集群提高了城鎮消費者的消費時長和消費粘性,從而有利于形成區域的整體發展。

重慶市Y縣充分運用數字化工具,以品牌為引領,以優勢產業為重點,以全過程管理為抓手,初步實現了以山地農業為特點的農業產業體系。其中,以品牌為引領是指構建了縣域的公共品牌,并以此串聯了本縣境內的各種優質農業產品;優勢產業的系列產品是指結合當地的自然稟賦資源,重點發展若干優勢產業,打造拳頭產品,開發系列農產品;所謂全過程管理是指開展包括品種培優、品質提升、品牌打造,標準化生產、全過程溯源的現代農業全流程管理機制。

聯結人才:為鄉村全面振興提供有效的人力資源支撐

在鄉村全面振興中,產業是基礎、人才是關鍵。在鄉村全面振興的過程中,我們既需要農業技術能手,也需要懂經營、懂管理的農村經營人才;既需要從農村當地走出去后經歷磨練滿懷鄉情回鄉創業的帶頭人,也需要充分調動農村當地居民的內生動力。在這個過程中,數字化技術可以發揮三個方面的作用。其一,數字化平臺可以成為鄉村發展風貌向外傳播的新媒介,它可以讓身在異鄉的本村居民更加準確和全面地了解本村發展的現狀以及未來發展規劃,從而有效吸引那些有志回鄉創業的人才投身到家鄉建設中。其二,數字化工具可以助力回鄉創業青年打造消費新模式?;剜l創業者或者是用數字化工具賦能現代農業產業,使高質量的農業產品通過網絡等方式打開新的銷售渠道;或者是將城鎮新興的消費模式和產業模式復制到農村地區,提升來自城鎮消費者的體驗感和便捷感。其三,數字化傳播還可以在鄉村內部形成“榜樣效應”,既可以將鄉村建設帶頭人的規劃及時地傳達給所有的鄉村居民,也可以讓積極參與鄉村全面振興并獲得收益的典型案例迅速傳播,從而有效激發村民參與的內生動力。

筆者在重慶市Y縣的調研發現,該地以鄉村發展規劃為吸引,以濃濃鄉情為紐帶,以尊重人才的主體性和創造力為工作的落腳點,通過開展“三回三講三干”工作(即引導人才回戶籍地、回工作地、回感情地;深入群眾講模式、講市場、講未來;黨員帶領干、能人帶頭干、群眾跟著干),吸引各類技術人才、經營人才、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回到家鄉、回到農村,累計回引各類人才1000余名,涌現出致富帶頭人230余名,成為本縣鄉村全面振興的主力軍。通過與多位返鄉青年創業者的交流,發現他們不僅掌握了現代經營理念和經營方法,對家鄉發展充滿信心,而且每個人都洋溢著青春朝氣、散發著樂觀精神,村里有了更多年輕人、創業者,村里的精神風貌也隨之有了顯著改變。

聯結主體:構建多方共建的新格局

鄉村全面振興要在黨建引領的前提下,明確和發揮不同主體的功能與作用,構建多方共建的新格局。要堅持政府主導,尤其是要充分發揮縣一級政府的統一規劃職能,在縣域范圍內做好城鄉融合和產業布局的大文章,防止產業雷同和重復建設;要實現科技賦能,兼顧“輸血”與“造血”,以鄉村全面振興中的關鍵問題為應用場景,為鄉村治理提供數字化工具,并且在不斷的應用和迭代過程中提高工具的廣泛適用性。

數字化可以賦能地方政府實現數字治理和數字規劃。數字化工具可以替代傳統的人工統計方法,及時了解縣域范圍內不同村落的資源稟賦、發展規劃及實際運行情況,從而更好地進行資源總體優化配置,實時監測產業發展運營情況并及時做出調整,從而幫助地方政府從數字辦公走向數字治理,真正發揮數字的治理功能。

數字化可以賦能農民主體,激發內生動力。很多返鄉創業者都是將數字化的消費模式和產業形態引入到農村地區,如在調研地看到的鄉村咖啡館、數字化游客接待中心以及當地的手工品商店等,都是通過數字化工具打出了名聲,吸引了游客,拓展了村民的收入渠道。數字化還可以成為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發展中的績效反饋器,為集體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重要動力。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既是鄉村全面振興的經濟基礎,也是組織基礎。重慶Y縣的共富合作社通過與村民簽訂協議,為村民提供經營管理、信息技術以及市場信息等方面的服務,實現了從傳統的農戶分散經營向產業化經營的轉變,具有分工性、專業性和共享性的基本特點。而如何吸引當地居民加入合作社,數字化平臺對信息,尤其是合作社收益分配信息的及時發布成為最有效的績效手段,大大激發了農戶參與合作社的內生動力。

聯結居民:創造基層數字化治理的新工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農村社會處于深刻變化和調整時期,出現了很多新情況新問題,雖然錯綜復雜,但歸結起來就是一個‘散’字”。[8]隨著農村生產方式的變化和人口結構的變化,鄉村基層社區治理正在失去有效的組織載體和運行機制,本村居民或是舉家外出打工而不關心本村的公共事務,或是與自身家庭利益沒有直接密切關系而不愿意參與,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結構呈現出與城市類似的“原子化”傾向。筆者在調研中了解到,國內的數字化頭部企業正在開發和探索“積分制”的基層治理新工具,一方面,數字化的工具可以讓遠在異鄉的居民及時了解本村的大事要事,并以遠程的方式參與到鄉村事務決策中,大大提升了鄉村事務參與的便利度;另一方面,數字化工具還可以讓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每一次行動都“留痕”,并形成積分用以兌換有關權益,從而形成了對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有效激勵。

綜上所述,數字技術在鄉村全面振興中不僅發揮了對個體的賦能作用,而且還發揮了聯結的重要功能。它聯結了鄉村與城市,把城鎮的購買力與農村的優質資源聯結在一起,從而實現了在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的鄉村全面振興;它聯結了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力量,讓不同主體在鄉村全面振興中各司其職,發揮各自所長,從而實現了政府主導和調動多方力量的有機結合;它聯結了不同的產業,使得不同村落的業態相互聯結,形成獨具特色的產業鏈,發揮規模效應;它聯結了鄉村和從鄉村走出去的人,讓從本地走出去的大學生、打工族都看到了家鄉發展的潛力和機遇,從而吸引他們回到家鄉、建設家鄉;它聯結了村民個體和村集體,集體經濟發展得越好,村民個人收入就能增長得越快。

更好發揮數字技術在鄉村全面振興中作用的若干建議

以數字化助力鄉村社會事業發展。調研發現,數字化工具正在較為廣泛地應用到鄉村經濟發展、產業振興等領域,但是鄉村的振興應當是全面的振興,不僅需要通過經濟發展實現農村居民的增收,也需要通過社會事業的發展提高精神文化水平和現代化程度。當然,兩者之間也是相互關聯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的發展可以成為吸引人才回到鄉村的重要因素;而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亦可以為社會事業的發展提供有效支撐。目前,鄉村的養老、醫療、托幼等社會事業發展相較于城市仍然明顯滯后,相關領域的公共服務供給總量和結構都存在問題。在這個領域,數字化技術可以進一步發揮其社會價值,在老年人健康看護、優質醫療資源遠程共享等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助力鄉村經濟社會事業的全面發展。

處理好數字技術的現代性與鄉土文明傳統性之間的關系。在鄉村全面振興中充分利用數字化技術,不僅要認識到鄉村的地域屬性、產業屬性,還要認識到它的文化屬性和歷史屬性。鄉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是民俗鄉俗的呈現之地。因此,不能簡單地將所有的產業、所有的公共服務全部“數字化”,而是要在編制現代化數字之網的同時,重新扎牢織密建立在傳統鄉愁鄉情基礎上的社會之網,從而實現現代性與傳統性之間的有機平衡。

防止數字排斥,實現數字包容。在以數字化技術促進鄉村全面振興的過程中,要防止出現“數字排斥”的現象,例如,在以數字化工具為平臺的資源分配過程中,農村的老年人、殘疾人等數字化能力不足或使用數字化工具存在障礙的群體,更加容易遭遇數字化排斥并導致資源分配中的劣勢地位。針對這種情況,要采取提高數字化使用能力和降低數字化使用門檻“雙管齊下”的策略,不斷提升數字化技術應用的可及性和普惠性,讓農村困難群眾也可以在數字化浪潮中受益。

合理評估數字資源價值,確保農民主體地位。與自然資源、土地資源等一樣,數字資源是農村新發展模式中的重要資源類型,但其所有權的類型則相對難以界定,數字工具往往由企業提供,但數據卻又是在本地居民的活動中所產生的。因此,要在數字下鄉的同時,確保數字惠民,相關企業則要堅持以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的方式賦能鄉村、賦能農民,以創造社會價值和探索可推廣的模式為主要目標,讓農村居民在數字化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過程中成為真正的受益者。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

注釋

[1][3][5][7][8]習近平:《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 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求是》,2022年第7期。

[2]李培林:《鄉村振興與中國式現代化:內生動力和路徑選擇》,《社會學研究》,2023年第6期,第1-17+226頁。

[4]劉彥隨:《中國新時代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地理學報》,2018年第4期,第637-650頁。

[6]殷浩棟等:《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現實表征、影響機理與推進策略》,《改革》,2020年第12期,第48-56頁。

責編:李 懿/美編:王嘉騏

責任編輯:張宏莉